英法之間的仇怨延續了數百年，之間還夾雜著正統之爭，無論是英國艦隊擊潰了法國艦隊，還是法國艦隊擊潰了英國艦隊，都會引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慶祝抑是審判，正如路易十四所推測的那樣，在被后世人們稱之為雙灣之戰的海上戰役結束后，英國人陷入了如同倫敦天氣般的陰沉與煩躁中，查理二世沒有當初路易十四般的勇氣—王室的財產與宮殿來彌補戰敗的虧空，他發行的戰爭債券一落千丈，無數中小貴族與有產業者都破了產，英國國內哀鴻一片，哪怕在雙灣海戰中逝去的士兵并不多，倫敦的人們還是在憤怒中穿上了黑衣。
他們在為誰送葬？
為國王。當人們相互問起的時候，他們當然不敢在國王密探的監視下這么說，但他們可以大聲地說，他們是在為英國艦隊服喪，查理二世為此又氣惱又無奈，幸而他一直將軍權牢牢地握在手里，尤其是近衛軍，這支軍隊他參考了法國國王的所衛，不但一直在他們的環繞下生活，還給他們最好的裝備，最好的待遇，以及崇高無比的榮譽，他們對他忠心耿耿，毫無疑問。
但要說起來，英國人的不滿也有情可原，大不列顛雖然遠離歐羅巴，但依然是蠻族的后裔，蠻族的國王幾乎等同于部落的首領，凡是不能為部落帶來勝利的首領就是廢物。
除了這個，還有另外一件，從那三支毀滅了古羅馬的蠻族那里繼承下來的，無恥卻讓歐羅巴的君王們視為平常的事情——大概就是對盟約的出爾反爾，見風使舵。
諸位，當我們縱觀歷史的時候，請千萬別只相信書本與舌頭上的話語，還要看看這些人真實的所為，譬如說，十字軍圣戰更多的是為了劫掠那些因為商貿與手工業而富饒無比的城市，這其中并沒有異教徒或是天主教城市的區別，在近千年的圣戰中，天主教徒與異教徒一樣被舉著十字架與圣人畫像的騎士搶劫與勒索；教士們甚至在最后一次所謂的“少年圣戰”中，借口只有“純潔的孩子”才能打下圣城耶路撒冷，招募與欺騙了大量孩童登上船只，說是要讓他們為天主獻身，實則為教士的錢囊獻身。
這些孩子都被賣給了異教徒做奴隸與宦官；如騎士小說中一般品德高尚的騎士不是沒有，但十分罕見，罕見到值得讓一個國王或是教皇牢牢地記住，當然，這種高尚的品德也未必會在無人處或是對異教徒的時候呈現，騎士們對貴婦人、教士與領主固然優雅謙卑，誠實可信，但對卑微的平民可未必還能擺出和善的姿態——也許他們并不是壞人，但在他們的教育中，地位卑下的人必然品行敗壞，這個可是人人承認（連那些平民自己都這么認為）的準則，他們用手中的刀劍來做法官與劊子手，而他們的審判必然是偏向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的，哪怕他們也知道后者未必如表面那樣光鮮。
而那些領主之上的君王們，就更是別對他們的道德抱有任何希望了，正如一個古羅馬學者在文章中抱怨的那樣，當一個暴君還活著的時候，不管他如何殘暴、愚蠢或是無能，他發出的每一個旨意都會有人聽從，直到一個無法忍受的人終于將其變成一個死人為止，等他死了，倒是什么人都能跑上來踩他們一腳了——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現在，大臣與貴族們只會在君王觸動其利益的時候與其針鋒相對，但如果國王或是皇帝，只是蹂躪平民的話，他們就會像是溺愛孩子的家長那樣，一笑了之，甚至不會多加阻擾甚至縱容。
有著這樣的大臣，親眷與近侍，一個國王比起傳說中的“圣王”，必然更容易成為馬基雅維利所著的“君王論”那樣的可怕怪物，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即便是為了國家與民眾，那也必須是“他的國家與民眾”），他們的道德、品行與感情也是如此。
所以這個時代與后世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所有的聯盟中，盟友隨時都有可能轉換立場，簡單地舉個例子，就像是距離我們最近的那場世界大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的成員盡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自己的身份……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權戰爭這種已經卷入了整個歐羅巴的大戰中，除了如奧地利，法蘭西這樣注定了無法動搖的國家之外，就算是西班牙，葡萄牙，或是英國，都可以視情況來確定自己應該站在什么位置的。
就像普魯士國王就厚顏無恥地向路易十四與利奧波德一世請求（半脅迫）地站在了中立位置，雖然名義上他聽從利奧波德一世的吩咐，但他隨時都有可能對神圣羅馬帝國的其他選侯反戈一擊——只要法蘭西依然強壯；而路易十四的另一個姻親，葡萄牙國王佩德羅二世，他從來就是一個薄情寡義的人，不然他就不可能如此堅決地奪走兄長的王國與妻子，并且對他的長女如此冷漠，要知道，這個孩子的出生或許是一種罪孽，卻也要他和他的姘婦承擔其中的大部分，畢竟一個嬰孩沒辦法決定自己是不是應該被生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