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系紊亂，內資企業所得稅名存實亡，企業所得稅稅率高達55，應列入成本的項目不足，各種一戶一率的調節基金，企業希望同所隸屬地方部門的分配關系穩定。
又因為各地區競爭，發展出名目繁多的優惠政策，相互攀比。
普遍推行稅利承包制有路徑基礎，實際是一戶一率連稅帶利一起包，從而內資企業所得稅體系名存實亡。
有的承包合同，是投入產出總承包，連流轉稅都包干了，稅利承包，導致財政捉襟見肘和順周期助推通貨膨脹的機制，預算外資金加速膨脹。
去年2月，對外資以外的所有企業利潤征收預算調節基金，這實際上就說明包干已經干不下去了，稅利承包制到了不破不立的時候，看去年報紙上的文章，主導的想法就是稅利分流。
四是稅收征管薄弱，法制化程度不高。
稅收征管制度不嚴密，征管手段比較落后，收入流失嚴重。各種調節基金由財政部駐廠員征收，沒有報稅、稽核、計算和檢查。
稅收法制體系不健全，沒有形成稅收立法、司法、執法相互獨立、相互制約的機制。
去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為29192億元，財政總支出為億元，在財政總收入當中，中央財政收入占到，計億元。
但在這筆收入當中，中央本級收入億元，地方上解中央的收入447億元，占財政總收入的。
解放后，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咱們國家總體上實行高度集中、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并經過多次上收、下放，始終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亂。
在1987年開始推行的全面包干的背景下，財政也引入包干體制，中央與地方之間實行財政大包干，共有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干、定額上解、定額補助等六種不同的包干方法，全國37個省、市、區和計劃單列市分別采取不同的方法。
財政大包干從經濟學上來看，是激勵不相容的安排，包干體制下，地方利益越大，整體利益越受損。
由于信息復雜性和不對稱性，需要集中和分散決策相結合，各自決策的結果，使得整體利益最大，全社會所付出的信息成本最小，這樣一種制度是激勵相容的安排。財政大包干制度完全與之相反，弊端非常明顯。
在包干制下，地方和企業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同物價聯系在一起，本地價格越低，商品就越會流到外地賣高價，相當于當地生產到外地去上稅，對財政包干十分不利。
在利益的驅使下，各地方競相提高產品價格，甚至幫著企業變相提價，形成順周期機制，也是因為利益，還形成了地方保護主義。”
南易喝了點茶，潤了潤嗓子，接著又說道“財政收入分預算內、預算外，包干體制下，財政收入如果都計入預算內，就意味要和中央分成，這就造成了各地方千方百計的把財政收入置于預算外管理。
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就不多說了。
這幾年，地方和中央關于包干基數那是年年談判，中央向地方借錢的數額也是年年扯皮，誰愿意借啊，借了又不還，還要進入包干基數。
蘇修維持統收統支體制，中央財政收入占比在80以上，美國、日本約60，德國70，澳大利亞75，英國、法國都約90，相對比，我們的中央財政收入占比太少了，這種情況肯定需要改變，也一定會改變。
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財政收入肯定會變成中央占據絕對的大頭，地方財政收入減少，可該做的事一點都不能少，做事就得花錢，錢從哪里來”
賴想了一下就說道“土地財政屬于預算外收入，無須和中央分成，土地也比較容易變現，大佬，你是押寶地方上會大力增加土地出讓”
南易笑了笑說道“這還用押寶么，現在城市人均住房面積才多少，改善住房條件本來就是地方上的主要任務之一，只不過等稅收改革后，地方上的主觀動能性會得到加強，房地產行業會興盛而已。
興建軟件產業孵化基地可以讓地方上增加土地財政收入，企業創辦需要人才，這既可以解決一部分地方上的就業問題，也可以吸收外地的優秀人才來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