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發展中囯家能擁有更多財富，則問題能稍微緩和，但仍需尋找可持續的政策使每個地區的人口與水資訊運用取得平衡。無論如何，若要解決水危機問題，便必須先承認水資源有限。
植被和野生動物的生存是完全依賴于足夠的澹水資源，最明顯的是沼澤和河岸地帶，但樹林和其他陸上生態系統也同樣因水源短缺而生產能力下降。
隨著人類數量不斷增加，不少濕地被用來畜牧及蓋建房屋。人類用去部分河流上游的水，其他地區的生產能力也因此下降。
美國的七個州中，超過八成歷史悠久的濕地在八十年代已被填去，而國會裝作濕地面積沒有減少。
歐洲濕地面積也大規模減少，導致生物多樣化受威脅。蘇格蘭不少濕地因人口膨脹而改變發展，例如亞伯丁郡內超過一半消失，多種藻類也跟著消失。
在馬達加斯加中部的高原，人類的用地活動使所有植被在1970至今，已經有了完全消失的危機，刀耕火種令全國的生物量下降10。
很多地方變為無植物生長的廢地，都是因為要令貧窮而人口過度的土著居民得以溫飽，但溪谷侵蝕同時令淤泥堆積，大量的水不能再用，也破壞數個向西流的河流生態系統，使某些魚類瀕臨絕種和印度洋海底的珊瑚礁減少。
世界上約260個不同的河流系統，不時有因越過邊界的沖突發生。赫爾辛基規則幫助解決國家之間的用水權，不過有些紛爭激烈或關系到基本生存而觸發戰爭，在很多情況下用水紛爭只是增加局勢緊張的其中一個原因。
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系是其中一個沿河國家沖突的例子，尹朗、尹拉克和敘利亞各自聲稱擁有河流使用權，但三個國家的總需求量超越河流的水量。
1974年尹拉克派遣軍隊到敘利亞邊境，并威脅要破壞敘利亞幼發拉底河上的athara水壩。
去年，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因多瑙河河水調配和水壩建設問題而鬧上國際法院，這是極少數能以理性和法學解決糾紛的例子。
其他例子，如南北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在尼羅河上的爭端，都證明談判往往都是困難的解決方法。
預計到2025年，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將得不到安全飲用水和基本衛生服務，建設污水處理廠和減少使用地下水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污水處理廠需要大量資金，加上額外水源很難追上激增的人口，即使能成功建成污水處理廠，巨大的運作費用和員工所需的技能也是考慮因素之一。
而減少使用地下水在政治上并不受歡迎，嚴重影響農民的生計，若落實會令農作物收成減少，不能足夠食糧給國民。
從實際層面來看，發展中囯家可嘗試利用簡單的污水處理或化糞設施，以及分析改善污水設施的設計，從而減低對飲用水和生態系統的影響。
已發展國家能分享符合成本效益的污水處理和水文模型等技術；個人層面上，已發展國家的人應自我反省，減少食水浪費，珍惜寶貴的澹水資源。
所有國家可增加對生態系統的保護，尤其是濕地和河岸地區。這些措施不但能保存生物群，也能促進大自然的水循環，令水體更適合人類使用。”
克里斯托弗本來就是負責研究所務虛的事務，他的報告也顯得有點虛，南易從中沒有獲取到太多有用的東西。
克里斯托弗的講話完畢，所長沃爾格倫上前面開始講一點比較務實，也比較有干貨的話。
“自建國尹始，水資源貴乏就一直是考驗以色列民族智慧的難題之一。南部的內蓋夫沙漠地區常年干旱缺水，北部的加利利湖是以色列境內唯一的澹水湖泊，也是其最大、最重要的飲用水源與蓄水庫。
為解決南部地區用水問題，以色列于1964年投入運營了北水南調的國家輸水工程，用一條長度達300公里的輸水管線將北方較為豐富的水資源輸送到干旱缺水的南方。
同時，以色列致力于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形成了以滴灌技術為代表的智能水利管理系統，循環水利用率高達75，居全球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