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整理了一下思緒，張越就道：“臣聞之，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今漢監于三代，陛下以圣德，立垂垂之教，申春秋之義，故臣以為，使孔子生于當代，恐當嘆曰：漢監于三代，郁郁乎王哉！”
天子聽著滿意無比的點點頭，感覺張越的話真是說到他心坎里面去了，只是這個態度，他就會極力的支持張越去控制公羊學派。
由此達到他對學術思想的鉗制目的。
能不鉗制嗎？
董仲舒那個緩則活著的時候，就已經大言不慚的宣稱：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則周伐之，周無道則秦伐之，秦無道則漢伐之，有道伐無道，從來久矣。
又說什么：月編于時，時編于君，君編于天，天之所棄，天下弗佑，桀紂是也，天之所誅絕者，臣子弗得立！
簡直就是一派胡言，神經錯亂，該被楊教授拉去治療！
要不是這貨還有點自知之明，宣稱：道之原出于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
當時他就想將這個渣渣剁碎得了！
看聽著張越繼續說道：“臣聞之，董子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所見、所聞、所傳聞，所見者三世，有聞四世，所傳聞者五世……臣愚以為，所見者當為昭、定、哀，巳與父時事也；所聞者，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隱、恒、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
“臣愚鈍，私自揣測孔子之義，合孟子之所謂：其事則齊文晉恒，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之，又聞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名！”
“故臣竊以為，孔子作《春秋》，乃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其治亂之法！”
“故其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猶生，而其所聞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其所傳聞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
“故臣愚以為，所傳聞世者，為據亂世；其所聞世者，升平世；其所見世，太平世也！非其事如之，乃孔子知后有劉季，當為新王，故借事喻之，以曉后王！”
張越一點也不客氣的將何休先生的《春秋公羊解詁》一書中的核心論述三世理論給抄襲了。
抄襲何休先生的這個理論，是他籌謀已久，處心積慮的謀劃。
為的就是在當代，給公羊學派套一個枷鎖和外衣，給這匹奔跑起來連自己都無法控制自己的烈馬，套一個韁繩，進行控制、調控它的速度，免得它跑的太快，將馬背上的人摔下去。
在事實上來說，三世論算是公羊學派最后的努力和自我救贖。
可惜，一切都來的太遲了。
在東漢末年的那個時代，流行于漢人士大夫之中的天命論已經開始破產，人們開始自我懷疑。
他們不再認為自己是特殊的那一個，也不再相信自己身負著世界的希望和重擔。
于是進入魏晉南北朝，清談之風席卷天下。
在后人看來，他們是作死。
但在當時，卻是因為理想破產，希望破滅，而導致的必然結果。
天子聽著，卻是臨襟正坐，問道：“以卿之見，朕當以何行而致太平世？”
在事實上來說，漢代君王，其實也很想致太平。
為什么？
因為按照春秋的說法，若能致太平者，就是新王。
就是三代之后的第四代。
必將垂于青史，受萬民擁戴，國祚萬萬年。
所以，漢代帝王，自當今開始，無不孜孜以求。
哪怕當今這位和他的孫子宣帝，其實開始只是想要掛著羊頭賣狗肉。
但內心深處，卻是深深希望，自己能‘致太平’。
只是問題是……
無論是孔子、孟子、荀子，還是董仲舒，都只說要致太平，但太平世界是個什么樣子？
卻描述的含糊無比。
孔子說了，所謂太平盛世，就是天下為公，而所謂小康之世，是天下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