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咱還得追根溯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大批的知識青年在接受了若干年的貧下中農再教育，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大有一番作為之后，終于迎來了返城的機會，一時間，有孩子上山下鄉的家庭，無不想方設法地找關系走后門，把在農村里吃苦受累的孩子往回辦，知青們自己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只要能回城，不管付出什么代價都在所不惜。
大批的返城知青回來了，太多的家庭團聚了，可隨后的問題也來了，這么多人回了城，要住房、要吃飯、要就業、要生存，社會上提供給他們的生存條件卻十分有限，沒找到接收單位的，就等于沒有任何經濟來源。
這件事現在說起來有點不太好理解，隨便干點什么，多少不也能掙口飯吃嗎？沒錯，可那時候不一樣，就連早點鋪、賣菜的這些崗位都屬于集體企業，如果一個人在城市里不上班，幾乎沒有任何途徑可以掙到錢。
大部分人是回來了，戶口可還在農村，當時是計劃經濟，買糧食買油買肉，光有錢還不行，一切供應全得憑本兒憑票，家里的糧本兒副食本兒上，可沒有他們返城知青的供應量。
吃飯還不是大問題，家里人從牙縫兒里擠一擠，每人少吃一口，農村有親戚的，用大米白面去鄉下換點棒子面，以少換多，還能對付著活。
可是住房問題也得不到解決，那時咱老百姓家里都指望著單位的福利分配住房，一家三代六七口人在一間小平房里擠著住的大有人在。
有的家里子女多，孩子都已經成年了，還沒有自己的獨立空間，只能睡上下鋪、搭閣樓，一間小破屋擠擠插插的下不去腳，又女孩的更不方便。
時間一長，親情終于經不住現實的考驗，在家吃閑飯成為了一個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嚴重障礙。
家里有門路的，可以通過各種關系，給閑置待業沒有飯轍的兒女找個工作，而在同一時期，各個高中技校已經畢業的小青年們，又大批涌向社會等待就業，各單位里的招工名額卻被返城知青給占了。
正所謂無事生非，這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無處排放他們的熱血青春，紛紛走到了社會上，每日消沉買醉者有之、玩世不恭尋釁滋事者有之、尋求刺激挑釁人們道德底線者有之。
八十年代初期，各工廠單位通常實行三班倒工作制，只要天一黑，路上的女職工們大都要有父親或是兄弟接送，當然已經搞了對象的，對象可以從女方家中接過這個接力棒了，不只是工廠單位，就連各個學校也一樣，二黑在九中門口劫我的錢，不就是很好的事實嗎？
在當時來說，重新整頓社會治安，讓老百姓過上踏踏實實安安穩穩的日子，已然是迫在眉睫了。
一次大搜捕下來，使得這么大一個直轄市里的各個監獄看守所分局拘留所人滿為患，收集上來的案卷堆積如山。
咱們把話拉回來說，再回到我的案子上來，自打被從家里掏走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在想是被誰告發的，接到下隊勞動決定書前的一段時間，我一直認為是在紅旗飯莊的事兒上被三傻子坑了，可在提審我的時候，卻根本沒人提起這件事情，僅僅是例行公事走走過場，好像誰都沒個準譜，其實分局的提審人員根本沒必要難為你，程序走到了，把案卷往上一報，往后跟人家沒有半毛錢的關系了。
在命運的洪流中，我個人僅僅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的枯葉，一個劈頭蓋臉的浪頭打下來，或許會讓我葬身漩渦沉入海底，而一股海底的陰流或陽流卷上來，又可以把我推向海邊成功登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