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課后陸正冕匆忙地趕到了謝國光的辦公室。一路上他還在擔心是不是學校要對他們作弄趙厚安的事情“找后賬”，結果他的擔心多余了。謝國光的辦公室里坐著一位客人，安國公陸博思。
而陸博思這次前往江寧并非全為長子而來。而是作為朝廷調查團的一員，趕赴江寧查案的，只是順道看看陸正冕的生活和學習情況。
這也是上次“證交所風潮”所帶來的另一個“后果”。一方面趙肅回京的第二天，黔國公陳實先等一眾親貴便趕了過來，痛陳事情經過希望瑞王出頭為他們做主。另一方面朝廷的戶部無論是出于與錢商票號的關聯，還是自身的利害都不希望將此事擴大。圍繞此事雙方你來我往，反倒引發出了幾方勢力的明爭暗斗來。
當年在岳先生的倡導下，加上大宋對商人的打壓本就沒有漢唐嚴厲，重商主義自然而然的深入人心了。但事物發展必定有其規律性，商人地位的提高后出于各種原因，勢必會找尋自身的靠山或代言人，這種情況下官僚集團就成了此輩的首選。
其實這也有商人不得已的苦衷，大宋從不禁止土地兼并，而皇親勛貴在這方面又有著先天的條件，所以時至今日大地主，以及國有壟斷行業基本就都被貴族把持了，作為重農主義的“天敵”，重商主義的商人買辦不去尋找官僚的庇護，又能找誰？
雙方各自報團取暖，等“暖和”過來后才發現原來對面的東西也很不錯哦！于是你來我往互有勝負，但礙于各自都已成了“氣候”，誰也不能將對方一口吞下，所以也就相安無事，維持著最基本的平衡。
這次兩方都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律法為繩墨”，一個堅持公債發行、兌現都是有著嚴格的規章，另一個則堅持票號盜取重大信息操縱市場，已經違法。
說法雖然“冠冕堂皇”，但這背后隱藏的小心思皇帝卻看的一清二楚。大家在各自的領域內年深日久，早就存著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心思，這次正好借助“吐蕃公債”引起的風潮，將積壓多時的矛盾暴露了出來。
相持不下而“圣意”又無法裁決，加上百姓自發組織的“請愿團”多次遞交請愿書，最終皇帝決定成立調查團，徹查此事。
因為此事牽扯極廣，涉及多個部門且案情極重，所以調查團最終由戶部、兵部、刑部等各部尚書組成，“貴族會議”派出代表監督調查結果。勛戚選出的代表是陳實先，而陸博思則是出于皇帝的欽定，與調查團一同會辦此案。皇帝特意出“中旨”要求陸博思一同前往，取得就是他為人公正，對這兩方都沒有特別偏袒的地方，也便于從中協調、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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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不在京城調查，而選在了江寧，是因為案件中最大的“嫌疑人”，也就是瑞王提供材料中排名第一的閻鐘敏，此時正在江寧軍校擔任輜重科的教官。他本是此次吐蕃遠征軍的后勤軍需官，大軍班師后他就遞交了申請報告，說明因為高原作戰身體受損，希望能調離本崗轉為文職服役。
閻鐘敏并沒有說謊，這次戰役因為凍傷嚴重，右腳被切去了四根腳趾，已經不適合第一線作戰了。鑒于他從軍多年經驗豐富，所以申請一遞上去便有了批復，安排他到江寧軍校擔任教官。
調查團辦案自然可以發出“駕帖”，將涉案人員傳到刑部的“提牢廳”問話，但此案干系重大，京師與江寧相距千里一旦中途有變不堪設想，所以決定幾個主要的負責人，分別以各種借口出京公干，然后突然轉向在江寧聚齊，準備在軍校就地來一出“三堂會審”。
到了學校借用院長的辦公室，一切安排妥當吩咐人將閻鐘敏請了來，只說院長召見。閻鐘敏一進門就有衛兵將房門關上，把他弄得極是莫名其妙。
首先開口的是兵部尚書劉石山，他是閻鐘敏的本部堂官有話盡可只說，完全是上司命令的口吻，將傳喚閻鐘敏的前因后果說了一遍。兵部執掌軍官遴選和兵籍、軍機，以及軍政，地位等同“國防部”。因為朝廷凡有大的征伐，必定是由親貴典兵，所以在六部中唯有它與貴族會議走的極近，在對待親貴的態度上，與其他五部又有所不同了。
“閻鐘敏，事情原委你的本部堂官說的很清楚了，你可還有不明白的地方？”，劉石山說完，刑部尚書何橋緊跟著問道。這在事先已經安排好了的，他是多年的刑名老手，查案問話自有一套獨特的手法。
“回大人，劉部堂的話職部聽得一清二楚，但不明白這與職部有何干系？”閻鐘敏面帶“疑惑”的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