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線內是引用的文章，來圍觀一下什么叫“歷史虛無主義”。
很多讀者對于歷史邏輯與歷史敘事缺乏基本的概念。有時候我在寫書時查了又查，反復提煉的資料，因為這些“毒歷史”的污染視聽，說真話反而會被認為是假的，是在信口開河。
所以不得不掛一篇毒歷史的資料文以正視聽。其中的荒謬自己體會，這是屬于層次比較低的。有些高端的毒歷史文，普通讀者不太容易分辨。
清承明制，清朝的稅收制度來源于明代，清初賦稅制度沿用明朝的一條鞭法，田賦與徭役合并，統一丈量土地，按畝征銀。即按土地每畝征稅。按征收每石糧食價值換算銀兩若干，只征銀兩，不收谷物。徭役變為賦役，即政府將土地租給農民耕種，依據土地等級的高低征稅，下中上三等土地依此征收13分。田賦也依據土地好壞的差異征收稅銀。沙堿地、洼地、山坡及墳地每畝征13分，耕地每畝24分，園地每畝4分。把土地分成三種類型，每種類型又依次劃分等級，保證征稅相對公平。在此基礎之上清朝免除了一切苛捐雜稅以及“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均為補貼軍餉之用。
康熙皇帝在位時曾規定，在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后出生的人口不再繳納賦稅，這就是所謂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后來雍正皇帝實行攤丁入畝，取消實行了幾千年的人丁稅，即把人頭稅均攤到每畝土地中，丁銀稅從此廢除。
清朝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和自耕農征收賦稅。尤其是清代雍正年間推行“攤丁入地”政策后，土地就成了繳納農業賦稅的唯一依據。王業鍵估計，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各種土地稅總額約為5400萬兩其中額外附加稅約為500余萬兩。
據學術界關于清代耕地面積、糧食產量和物價的研究成果，估計乾隆三十一年的農業種植業產值約為1253億兩，因而大致可知當時土地稅全國平均約為土地產出的43。
在同時期的英國人眼里，清朝老百姓的稅賦實在是輕得令人吃驚。對大清王朝的百姓來說，朝廷的稅根本談不上過度，更談不上是負擔。田稅一般按土地產值的幾十分之一的地稅方式來收取，國外進口稅，再加幾種對大多數人幾乎沒有影響的數目更小額稅收，平均起來，每個人向國家繳納的稅費每年總共不會超過02英鎊4先令。
此外，清朝百姓享有的另一大優勢是他們所繳納的稅是固定的，絕不會因國家的特殊開銷而被要求額外繳稅。唯一的例外是發生暴動在荒年，或旱澇引起的饑荒，朝廷不能儲存充足的糧食，在大面積出現饑荒時便無法滿足饑民的要求，成千上萬的人因斷糧而對自己較富裕的鄰居采取暴力行動，但是，暴動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改朝換代。
中國帝王體制所創造出的這些優勢在歐美日很多國家是少見的，加上朝廷對農業如此之大的鼓勵和支持，中國皇民貧困階層的生活條件肯定不會象其他國家的那樣艱苦。因此，在中國的康熙和乾隆年代，從南到北見不到一個乞丐。
1803年，清朝的朝廷總稅收是6600萬英鎊，其中，軍費開支約5000萬英鎊，國家行政管理費用含皇室費用開支約200萬英鎊，朝廷歲入剩余1400萬英鎊。1803年的清朝中央政府朝廷官員只有1920人，少得可憐，因此，國家行政管理費用一年200萬英鎊，就足夠了。
三、晚清時期清廷的稅收收入
到晚清時期，清政府并未對土地賦稅政策作重大的改革，不過視財政所需增加一些附加稅。由于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沖擊，整個咸同時期田賦都難以正常征收，至光緒年間才逐漸恢復。
據劉岳云光緒會計考估計，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統計的田賦貨幣收入約為3100萬兩，此外仍征收實物漕糧約250萬石，合計田賦收入約為3500萬兩。而1887年的農業產值則為2230億兩。由此計算，田賦稅率為16。但考慮到可能在田賦征收中的額外負擔也較嚴重，各級官吏實際征收的田賦約為統計數的2倍以上，因而實際征收的田賦約占農業產值的32。
由于通貨膨脹的因素，晚清時期田賦占農業產值的比重還低于清代前期。當然，對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而言，需交納占土地產出一半的地租。這樣，如果是出租地，則佃農得50包括生產成本在內，各級政府與官吏收入32其中中央政府控制的財政收入為16，地主所得為468。若是自耕農，可得土地產出的968假定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和自耕農繳納的賦稅是相同的，實際情況則有所不同。
看起來干貨滿滿，其實全是編的，反正也沒人去核實。如果有個系統可以讓一個人寫假文章就死的話，寫上面那個文章的人估計墳頭已經長草了。
以上文中很多數據，讀者是無法辨別真偽，更無法辨別其中敘事邏輯的隱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