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禎二十八年，五月初一。大明燕寧總督司新城衛境內，在通往大寧的官道上，馳過三四十騎人馬，這些人馬都做風塵仆仆的武官打扮，身上穿著厚厚的麻布罩甲，罩甲下面則是利落的麻布箭衣。每個人背上都背著長長的馬槍，腰帶上掛著燧發手槍、馬刀和箭囊，箭囊中除了十幾支羽箭還有一張反曲弓。
這三四十騎人除了他們自己的坐騎，還趕了三四十匹馱著行李的駿馬。平均一下，大概是一人雙馬的配置。這種三四十騎士配上七八十匹駿馬在官道上疾馳的場面，在崇禎初年的九邊軍鎮上都是很少見的。明朝的北方九邊緊挨著草原，馬是不缺的，但是這種高大強健的良馬卻比較罕見，一般只有少數將領或是李成梁這種大軍閥的心腹家丁才能擁有。
不過在崇禎皇帝征服漠南蒙古之后，蒙古良馬的供應大大增加，九邊缺少好馬的情況逐步改善。而在崇禎皇帝“大封功臣”到塞外勛莊之后，長城內外各處的良馬保有量就不斷開始上升。不僅漠南草原上的良馬被大量收購到這些新出現的勛莊當中飼養繁殖，連來自西域和外洋的種馬也大量被引入這些塞上勛莊——畢竟這些勛莊的主人大部分都是帳前騎士出身，都是靠著一身馬上的功夫賺來了榮華富貴，現在當然要養好駿馬，教好子侄，好把這份富貴一代一代往下傳了。
而到了崇禎二十八年，隨著北方的氣候條件稍有改善，以及久違的和平時代的來臨，遼東、遼西、燕山、大寧、宣府、大同這些勛莊和王莊也開始逐漸變得富裕起來，開始享受到和平紅利和東南經濟飛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
而東南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當中，就有騾馬牲口的需求增長——雖然東南水運非常發達，可以將物流成本降到最低。但這并不等于騾馬牲口的需求就不存在了。
實際上，當東南的經濟真正開始騰飛的時候，騾馬牲口的需求就開始增加了——水運只能解決長途、中途的運輸，而短途運輸仍然要靠馬車、騾車或人力。所以經濟真的發展起來了，騾馬牲口（主要是馬騾和驢騾）的需求一定是增長的。
而東南的揚州、上海、南京、蘇州等大都市這幾年還流行起了賽馬和馬球。這賽馬和馬球不僅是上層臭顯擺的玩意兒，而且還是開賭來錢的！
所以各家馬會、馬球會都不惜代價購入好馬！
另外，到處征戰大明軍隊和藩王軍這些年也從這些勛莊、王莊中購入了大量的的戰馬馱馬挽馬和騾子還有駱駝。
在東南大都會和大明軍隊、藩王軍需求的帶動下，北方塞外、口外各處勛莊和王莊的養馬業也發展都很好。馬匹，特別是良馬的保有量大幅上升。
所以這三四十名一人雙馬的騎士出現在新城衛境內的官道上，也就沒什么奇怪的了。
而所謂的新城衛，則是大寧總兵司下面的一個軍政一體的行政區。管理著一些千戶所、勛莊、王莊。當然了，新城衛對“所”和“莊”的權限是不一樣的。“所”是直轄的，“莊”則封建領地，由各種爵爺或是王爺管轄。勛莊、王莊之內，爵爺和王爺就是主公！
在各種大小主公們治理下的“莊”，就是那種盡可能自給自足的封建莊園。
雖然這些莊園大多會對外出售馬匹、駱駝和騾子，也會輸入一些鐵料、食鹽、火器、生絲、棉花、茶葉等等他們無法自產的東西。
但是在可能自產的情況下，莊園通常是不會外購的——這些封建莊園奉行的都是買不如造！
之所以如此，則是因為這些莊園可以往外賣的產品只有騾馬牲口，糧食雖然有點富裕，但是因為運輸成本太高，根本賣不上什么價，而且富裕的也不多，還是存起來備荒算了。而靠輸出騾馬牲口的所得，根本不足以支付莊民日常所需的各種生活用品和主公們的私兵需要的武器裝備的采購費用。
所以大小主公們干脆組織莊民自己生產，所需的原料，也盡可能的用本地貨，以減少貨幣的支出——只要盡可能的少支出貨幣，主公們賣馬賣騾子的所得，大部分就能變成勛莊、王莊的利潤，裝進主公們的腰包了......這就是封建經濟的模式！
這種自給自足的莊子的產品，除了牲口之外，是沒有任何競爭力的，而且也沒什么規模效應，產量很低，自用都不一定夠，也就不存在外銷的問題。
因此王莊、勛莊的軍戶們所用之物，所穿之衣，都是極為粗劣的。只有他們胯下之馬，手中之兵器，以及他們的有用之軀（這些莊子都在土地非常寬裕的地方，在氣候好轉的情況下，自然不缺少食物了），看上去都還不錯。
而這三四十身穿麻衣，卻攜帶利器的騎士，一看就知道是來自某個勛莊、王莊。看著他們眾星捧月一般簇擁著一人，就知道是個莊子的主公或是少主正在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