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照日南郡王封號中的“日南郡”，就是占城國的舊稱。而他的官職靜海軍節度使中的靜海軍，則是唐朝在咸通七年設立的一個藩鎮，用于守護安南地方，以防南詔國的進攻。
歷時上鎮南都護府的府治在咸通元年、咸通四年兩度被南詔國攻破，形勢岌岌可危。
其中咸通四年那次鎮南都護府治的失陷時間長達三年，直到咸通七年才由唐末名將高駢收復。隨后就設立了藩鎮靜海軍以抵御腦抽的南詔國對安南方面的攻勢——當時唐詔兩國正在進行一場長達數十年的拉鋸戰，戰場從四川一直延伸到安南，結果可以說是兩敗俱傷！
早就沒有多少中央軍可用的唐朝依靠一堆割據或半割據的節度使派出的軍隊把強盛一時的南詔吊起來猛打，使其“屢覆眾，國耗虛”，甚至到了征十五歲以下男子為兵的地步。
而南詔本族兵力的枯竭，也給了投靠南詔的漢人清平官鄭買嗣發動政變，盡誅南詔王室八百余人，自立為帝，建立大長和國的機會。
唐朝方面，則由于戍守桂林的數百徐州兵因為防守六年無法還鄉，群情激憤，發動起義，一路打回徐州，后來又在徐州一帶和唐朝官軍交戰了將近一年，嚴重消耗了大唐王朝在中原腹地的軍事實力。
在龐勛起義被鎮壓下去沒幾年，就發生了“王仙芝、黃巢起義”，所以也有人認為：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
不過真要追根溯源，長達數十年的唐詔戰爭，大約才是真正的禍基所在。
安南脫離中國的禍基，其實也是這場讓唐詔兩國俱敗的長期戰爭，和是否設立藩鎮靜海軍關系不大。
而朱慈烺思慮再三之后，還是覺得設立藩鎮，是目前大明能夠使用的最合適的治理殖民地的方法。
要不然還能怎么辦？
現在大明朝廷的直轄地盤走得是軍政分離的路線，巡撫、知府（州）基本上不能干涉軍務（除了維持治安的巡標），而總督、提督、總兵也不能干涉地方政務。
另外，總督、提督、總兵只是軍區（戰區）的負責人，除非有特旨授權，否則他們不能管轄防區內駐扎的模范師（包括師所轄的部隊）和其他由大元帥府直接控制的部隊，基本上就只能管轄一些模范團——不是所有未編入師的模范團都由總督、提督、總兵管轄，他們只能管其中的一部分。
此外，征兵和訓練新兵以及軍眷管理這些事情，還有16個將軍府管轄——這些將軍府理論上是由大元帥府直轄的。雖然將軍一職可以由提督兼任，但是將軍府和提督司不能合并，必須保持兩套班子。
在這種情況下，大明直轄地盤上的軍權、政權都被拆得很細，總督、提督、總兵、巡撫、知府、知州這些高官都只能管自己的一攤，互相牽制，誰也沒有全權。
這種治理結構保證了大明中央的權威，但同時也降低了地方軍政的效率。
在南京周圍一兩千里距離內，效率降低的幅度還不大——600里加急三四天能到，那么中央兩府（內閣府、大元帥府）就能及時加以處置。
但是超出這個距離，管轄起來就有點吃力了！
譬如廣東、廣西、貴州這三個省，就在“2000里加急圈”外。好在廣東、廣西現在不是戰區，問題也不大——不過大明對兩廣地方的控制，依舊要弱于處于核心的“兩湖四江”。
貴州地盤上擁有大量的土司，歸屬巡撫直轄的土地很少，田土總數（由貴州巡撫控制）只有幾十萬畝。說是巡撫，實際上就是個知州。
而川黔總督下面，還管著兩個權限很大的節度使司——川東節度使司和川西節度使司。
至于距離更遠的陜西，朱皇帝干脆全權委托給了平西、朔方兩大藩鎮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