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天之所啟，以配大行之廟乎？
書載益稱堯德。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蓋圣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
大行皇帝尊謚，自天錫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廟曰神宗！”
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廟號這個禮制，其歷史已經非常久遠了。
中間華夏也曾出現過不少圣賢之君，做到了天下大治，可從來沒有過哪位君王，是以“神”為號的。
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神這個字，按照莊子的解釋，是“妙萬物以為言”，也就是說，能夠成為萬物的代言者，方可稱為“神”。
哪怕圣賢之君，都極難做到能夠與這個號相稱。
這或者就是上蒼屬意，特別留給我們大行皇帝專用的吧？
歷史上稱贊堯帝，是既神且圣，乃武乃文。
神、圣這兩個屬性，讓堯帝為天下樹明了道德；
文、武這兩個屬性，讓堯帝使天下臻達了大治。
（因為大行皇帝也做到了這幾點），所以他的尊謚，是來自上天的賜贈！
……
己酉，以秘書少監劉摯為侍御史。
劉摯上臺第一件事，就是鬧著人數太少，權力不夠：“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
“**圣慈于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并許言事，其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圣政。”
蘇油和章惇立刻狙擊，劉摯此論，大違先帝遺意。
先帝元豐改制，第一件事就是臺諫分立，御史臺掌察事，諫院掌諫事。
明確責任，便利施行。
如今司馬公大開言路，加上電報來得快，造成信件積壓，諫院增員，理所應當。
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盡可上言，故六察御史，本就包括在其中。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御史言事歸言事，但那時其職分之外的“義務勞動”，和察官的本職工作不可并列。
因此御史因“察人不謹”而要承擔的責任，不能因“諫事風聞”而得免，否則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
高滔滔認為有理，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人以聞。”以擴大諫院人數。
同時允許御史亦可言事，但再次重申了趙頊分立臺諫的本意——察案如果彈人，需要有確實證據，承擔后果；只有補闕朝政，言事方可以“風聞”。
戊午，召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
高滔滔對蘇軾偏愛到沒邊了，大蘇的升官途徑，成了今年特例里邊的特例，風頭甚至超過了司馬光、呂公著、蘇油。
數月之間已經遷轉了兩回，而且這人都還沒到京城，也就是說，這可能還沒到最后結束。
于是蘇油上書，說這不是進拔人才之道，大蘇轉遷實在過于迅速。
但是這一回司馬光卻提出了反對意見，說蘇軾人才難得。
蜚聲國際，四海內外皆稱夫子，各國使節入京，都要打聽蘇夫子在哪里。
當年制科結束，先帝就有意讓他直館，結果到現在尚在下州，連遼國高麗日本使臣，聽說之后都頗為失望，覺得大宋曲沉了賢才。
讓其入朝問對，之后或列臺諫，或直國史，或掌制誥，這么多位置，難道容不下一個蘇軾嗎？
以蘇軾的文才，這些工作，難道還能有人能比他干得更漂亮嗎？
沒有，的確是沒有。高滔滔非常贊同司馬光的論調，于是駁回了蘇油的請求。
九月，從南到北，大宋各路開始收納糧儲，大宋的重點再次轉到了實務上來，畢竟秋收工作是農耕國家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這個豐年，收得蘇油心驚膽戰。
連續四年大豐收，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唯獨蘇油不一樣。
他只覺得大災的腳步，好像越來越近了。
不過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卻是料理好遼國來的那幫子。
蘇油級別太高，前期磋商接觸根本不用出面，老族叔反倒成了給他打下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