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家人出手，邏輯分明辭不可奪。
但是蘇油好氣哦，嗯你個頭嗯，這跟點名有什么區別？
手心手背都是肉，司馬光看了程頤的奏章，又看了蘇軾的奏章，覺得還是大蘇的肉厚一些，說得又在理，便沒有理會程頤的請求。
甲寅，詔：“放免內外市易錢并坊場凈利錢。”
又詔：“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
蘇軾代表詳定役法所上書：“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
役法雖然還沒有完全定議，但是有些事情卻不是不可以先做，蘇軾的意思是立即實施寬免，將諸路免役錢里應該減免的那部分先行減掉，不用等著役法的最后出臺。
詔從之。
壬戌，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修可為學官者二人。”
這是大宋元祐刷新的另一件大事兒——科舉改革。
司馬光上書：“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后；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后。”
“為今日計，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
“《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并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
范純仁看望司馬光的時候，司馬光將奏稿給他看，范純仁勸道：“《孟子》恐怕不可輕。且朝廷欲求眾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眾之義。”
“不若清心以俟眾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諸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
意思是說做老大的就不應當事事先出頭，應當讓大家先發表意見，然后再召集討論，這樣才能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有不恰當的地方也有機會在討論過程中及時改正。
關于役法的大討論正搞得如火如荼，從如今的輿意來看，大多數州縣都認為，如果朝廷能夠“罷寬剩”，免役法是完全可以推行的。
就連河北兩路都認為，如果朝廷能夠主動承擔起那些靠州縣無法獨立承擔的差役，剩下的部分，地方上也可以解決。
因此司馬光也接受了教訓，同意了范純仁的建議，科舉改革的問題，先討論。
討論的好處立刻就顯現了出來，庚寅，蘇轍上書：“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九經》取士，二議并未施行。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后徐議，更未為晚也。”
蘇轍指出了政策持續性的問題，之前士子們一直在以三經新義為考試教輔，如果突然要更張，你讓考生們怎么辦？
現在已是四月，九月就要舉試，翻年就要禮部試，因此這一屆考試還是得依從老規矩，要改也該等到下一屆再改。
司馬光見到蘇轍的上書，不禁大感僥幸，范純仁的做法是正確的，要是真按照自己的做法來，必然會觸犯天下讀書人的利益，到時候就是一場大風暴。
而蘇油也給司馬光去了封信，孟子的地位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孟子》一書的地位當然也應該發生變化，否則成了什么了？
孟子只有一本《孟子》，只抬人不抬書，這不是名實不符嗎？
在今天的大宋，《孟子》，代表的是人本主義，而且是王安石首倡。所以蘇油當然要大力鼓吹和捍衛。
司馬光自己其實也是兩可之間，加上呂公著也勸道，反正都是必讀必考之書，將之作為大義考條，和考生自行摘錄論據，這特么不就是填空題和申論題一起出，與不填空只申論的區別？
申論這么難的都可以引用，那加幾道填空在卷中，又有啥大不了的呢？
最終《孟子》的地位保住了。
夏，四月，壬辰，以旱慮囚，諸路旱傷，蠲其租。
詔提點刑獄司、折沖府司指揮逐縣令佐，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谷直行賑濟。
夏秋成熟，令隨稅送納，毋得收息。
令佐有能用心存恤，民不流移者，優與酬獎；否則檢察司取勘聞奏。
蘇油最近很舒心，司馬光終于聽進去了意見，這些日子堪稱“從善如流”。
而朝廷對于此次災傷的舉措，也算是相當到位，可謂有始有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