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國家地畝四百五十萬頃，丁農兩稅收入為五千萬貫，商稅三千萬貫，其余四千萬貫是朝廷和皇室專營酒曲鹽茶銅鐵等收益。
在此之前，這些收入全部算作國家財政收入，其中兩稅還多是糧食、馬料、絲麻等折算而成。
支出方面，由于四冗之故，加上連年的戰爭、災荒、朝廷臃腫，黃河泛濫，一億兩千萬貫根本留不住，最好的年成盈余七百萬貫，而其后一般都會跟上兩三年的赤字，讓國庫越來越空。
到了元祐元年，情勢大為好轉，國家地畝增加到了八百五十萬頃。
但是丁農二稅并沒有翻番，這是因為南海、寧夏等地的農業優惠政策，以及給以前的青苗、市易、常平諸法買單，該免的盡數罷免，所以兩稅只增加到了七千五百萬貫。
但是商稅卻獲得了可喜的增長，除了各地工商大興，海貿大興外，還有四通商號這個龐然大物的拆解，讓宗室產業也納入到了朝廷征稅的對象當中。
大宋到今天，光商稅就高達一億貫，遠遠超過了農稅，丁稅，成為大宋第一大稅種。
其中幾處市舶司的貢獻就高達六千萬貫之巨，外貿出口行業，又成了商稅里邊的大宗。
除去這些，其實還有皇室產業資產的盈利，這部分收益也非常可觀。
如果按照以往的計算方法，將這些也納入國家收入的話，妥妥突破兩億貫。
不過李常給皇家留了面子，只將誰都瞞不住的那部分，就是朝廷和內庫平分的東勝洲收益納入統計，做成一千五百萬貫。
因此總算起來，國家收入如今已經到了一億九千萬貫之巨。
不過支出方面卻并沒有什么結余，根據蘇油的安排，趙宋家天下，內庫的收入雖然不納入國家統計，但是蘇油從高滔滔那里要來了一條保證，就是內庫必須常年保持六千萬貫的國家風險撥備，在國家需要的時候，作為應急基金。
這六千萬貫算是給國家經濟保底之用，平時堅決不能動，剩下的的才能作為皇家產業的投資資金。
同樣的，戶部也必須常年保證四千萬貫的“庫底”，作為應急之需，其余的量入為出，略有盈余就好。
財政是一個流通循環的過程，全壓在家里只能長霉，毫無用處。
而這兩個底庫如今早就滿了，這還沒算作為戰爭撥備的封樁庫、元豐庫。
所以這一億九千萬貫，基本也留不下，但是用處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新軍是一頭吞金的猛獸，大宋的軍人，在熙寧年間，將亂七八糟的廂軍、州軍、義勇、鄉弓手、巡檢、鹽丁庫丁蠻夷蕃軍等都算上，高達兩百萬之多。
現在這些亂七八糟的“軍隊”基本都被裁撤完畢，變成了生產力量，大宋只保留了新舊兩種職業軍隊，人數減少了到了四十萬。
不過軍費依舊高達五千萬貫，其中新軍裝備馬匹就花了一千萬貫，剩下的還有造船造槍炮，以及新舊軍俸祿。
這里也能看出兩軍待遇的差別。
剩下的支出里邊，有一千萬貫的官吏俸祿，一千萬貫的宗室補貼，以及三百萬貫新增的折沖府的警察薪俸。
剩下的一億一千萬貫，朝廷要拿去維護各地官府，修路、防河、開水利、筑城、建學校、彌補倉庫損耗、維護漕運、救災、賑濟、開礦、通海、賞賜蕃夷等諸多方面。
這里邊很多方面都是有良性產出效應的，財政支出結構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
雖然同樣是支出，但是元祐年的國家財政支出，和熙寧年的國家財政支出，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而且在收入實物構成方面也出現了極大的調優，大宋解決了錢荒之弊后，這些收入除了糧食部分保持不變，更多的以貨幣形式體現，也是這次統計預算的亮點。
有了充足的貨幣流通供應，“丁銀入地”這項政策才能有根基和土壤，否則就會如在明朝那般，淪為害民之政。
現在已經有了可行的曙光。
這還只是金字塔的最上層，民間財富從元豐改制后開始積累，遠遠大于這個賬面數目。
皇宋銀行財務報告顯示，如今大宋流通的寶鈔，已經高達五億貫，舶來錢高達一億貫。
趙顥在經濟學院提出了一個設想，就是銅本位應當淘汰，將庫銅用于國家建設，轉而收納金銀，以金銀本位代替銅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