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五十九章李格非
蘇軾憤怒地指出元豐年間李定、舒亶、張璪等人在烏臺詩案中構陷自己的罪名，“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
而如今兩人誣陷自己“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
文章里明白指出：“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后相傳，專用此術！”
蘇軾還在寫給王鞏的信中說：“某所被謗，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無分毫之損。但憐彼二三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爾！”
而蘇油的反應則與大小蘇相反，雖然理論上賈易如今已然沒有彈劾任何人的資格，蘇油還是閉門待罪，并且請中書查閱軍機處的敕令和趙煦的御披。
軍機處的敕令，是命扁罐前往揚州，將朝廷鐵路改線，先通海州再通密登的大事與蘇頌詳細講解，同時命蘇頌開始預備人力。
而趙煦則認為扁罐新婚，尚在假中就派差遣，在君主使用臣下一道上，殊失寬厚，但是軍機處的命令已經下達，于是便效仿當年先帝對韓維的故事，追加一道詔書，命畢觀隨同。
同時應皇叔趙頵所請，順便去楚州接楊介赴京任職。
這其實是蘇油設置的一道政治陷阱，然而就是有蠢貨自以為得計，硬要往里邊跳。
之前賈易彈劾蘇軾出題不忠的時候，高滔滔就曾經大怒，欲加峻責。
呂公著努力開解，說賈易所言頗切直，只是惟詆大臣太甚而已，因此僅僅罷其諫職，出外通判。
而在退朝后，呂公著對范純仁和蘇油說道：“諫官所言，不可細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敕左右爭臣，不可預使人主輕言者。”
因為事涉蘇軾，蘇油當時也不好多說什么，只能點頭稱是。
然而賈易似乎鐵了心要碰瓷，不過這次，注定會頭破血流。
中書的反應很快，呂公著親抓此事，蘇轍的問題很快查清，純屬子虛烏有。
而蘇軾的詩歌，根本寫在神宗去世之前，是因為在常州買了一塊山田，興起而作，這個有當時的地契簽署的時間為證。
等到軍機處和學士院將給扁罐的敕令和趙煦的敕黃、學士院的詔書公布出來后，賈易、趙挺之算是徹底激怒了所有人，也讓呂公著徹底看清了程頤門生的嘴臉。
賈易這是被貶不平，攀咬報復！
他如今的所為，說輕了是仍舊沉浸在過去御史言官可以風聞奏事，不講規矩，亂開地圖炮的迷夢里。
說重了，是在挑戰如今大宋朝廷政治秩序的底線，是意圖挑起黨爭！
他們就是朋黨！
賈易的目的，明顯是意在蘇油。
然而蘇油治政一年來的作為，不光光是有想法有能力，關鍵還不偏不倚，徹底貫徹了“三派兼用”的方針。
就連舉薦有缺，每次都是一派一個，讓高滔滔自行選擇，絕對公允，也絕不自作主張。
蘇油大公無私的表現，已經得到了朝堂上絕大多數的支持。
由他主持大局，所有人都不用擔心因立場而被陷害報復，或者有能力而被刻意打壓。
對于經歷過王安石、蔡確、司馬光執政的群臣來說，蘇油簡直就如黑暗政壇上的一縷寶貴陽光。
至此御史紛紛上章，力保三蘇，議論賈易諂事程頤，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乞早賜降黜。
庚申，王覿奏：“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于是頤、軾素所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
小人近乃造為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奸之說，大概不過取一二公義所共惡者以實其言，而馀皆端良之士也。
伏望詔榜朝堂，明示不信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丁亥，太皇太后宣諭蘇元貞、孔文仲、丁騭進對，要求臺諫“一心為國，勿為朋比。”
而更大的風潮，在民間掀起。
以往御史掰倒宰執，芝麻小官掰倒當朝大佬，吃瓜老百姓們基本上都是喜聞樂見。
然而這一次，開封府和杭州的老百姓出離憤怒了。
報刊雜志連篇累牘，要求朝廷以唐朝牛李黨爭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