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不符合大宋的法律精神，所以要求刑部再議。
御史臺的諫官知道后，立刻彈劾許遵妄法。“遵不伏，請下兩制議”，請朝廷將案件發給翰林學士們討論。
趙頊完全沒有想到這案子會變得這么讓人頭痛，于是“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
王安石和司馬光在了解了案件經過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無法達成共識，于是“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王安石支持許遵的觀點，司馬光支持刑部的觀點。
王安石的斷案依據與許遵相同，當作“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
司馬光的依據來自《宋刑統》：殺人時，“於人有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所以阿云不能自首。
雙方爭論不休，趙頊不信邪，那就擴大參與人員范圍，再議！
結果意見還是分為兩派。
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等人皆支持王安石的意見。
御史臺，刑部支持司馬光的意見。
一時間“廷論紛然”，“反覆論難，久之不決”。
這次征求意見，蘇油因為是三品以上官員，所以也跑不掉，必須表個態。
分析本案目前爭論的焦點，主要在阿云的謀殺是否能適用自首減罪。
這里邊還涉及到阿云的另一條罪過，也就是其殺人的動因罪——“違律為婚”。
《宋刑統?戶婚律》規定：“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
阿云在居母喪期間許聘給韋姓，這本身是不合法的，因此這一婚姻應當無效，即阿云與韋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夫妻關系，因此，應以“凡人”論處。
這里邊的差別非常巨大，因為如果他們之間有夫妻關系的話，“謀殺已傷”的情節就構成了“十惡”罪名中的“不睦”，由于“十惡”罪名為常赦所不原，從而不適用自首情節，會被處以死刑。
至于阿云是否存在自首情節，討論到現在，大家基本認為許遵的說法是正確的。
宋代關于自首的認定如下：“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問欲舉而自首陳，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類事發歸首者，各得減罪二等坐之。”
許遵判定阿云是“被問即承，應為按問。”符合上邊所說的“案問欲舉而自首陳”，這點是沒用問題的。
剩下一條，就是阿云的自首情節是否適用減罪，以及“所因之罪”是否得免。
如果可以，那許遵的堅持就是正確的，阿云就不該死；如果不可以，那刑部大理寺的堅持就是正確的，阿云當判處絞刑，由皇帝赦免。
《宋刑統?名例律》“犯罪已發未發自首”條規定“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
對于“所因之罪”，該條的定義是：“假有因盜故殺傷人，或過失殺傷財主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
意思是說，免所因之罪的情形，只適用于偷盜時殺傷財物主人之后自首的情況，這時候盜竊罪可以免除，但是故殺傷罪仍要予以追究。
阿云的殺傷行為，按照許遵和王安石的說法，所因之罪乃是“違律為婚”，不管這條罪是否有瑕疵，明顯并不具有上述情節。
因此，刑部，大理寺，司馬光主張仍從“故殺傷法”處理，認為阿云案不存在自首減刑的法律依據，其實是沒有什么毛病的。
而皇帝也是在承認這一情節的基礎之上，認為阿云的確是犯了故殺傷罪，然后再予以的赦免。
這也就是許遵，王安石與司馬光等人的分歧所在。
王安石認為，阿云殺人的動機，是因為居母喪期間許聘給韋姓，是被被逼的，這和偷盜被發現后蓄意謀殺是兩個概念，符合“得免所因之罪”的條令。
而司馬光認為，阿云預謀殺人就是預謀殺人，案件中“謀”和“殺”是緊密相關的因果關系，是犯罪策劃之后的犯罪實施，因此就是實實在在的謀殺。
客觀地說，王安石在這里有曲解“所因之罪”這條律令解釋，迎合趙頊旨意的嫌疑，而司馬光的觀點，蘇油認為是從《宋刑統》條例來判斷，是正確的，不過有些不近人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