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問是由司馬光出題，大學士擬了一道：
“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
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
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跡不可盡信邪？
將圣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
愿聞所以辨之。”
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首先提出的不是改革派王安石，而是保守黨領袖司馬光！這是他給王安石貼上的標簽！
之所以被后世人傳頌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僅僅是因為最了解自己的往往是敵人，這三句話，對改革派總結得太貼切了。
然而這是一處巨大的陷阱。
因為這句話是與夫子的“君子三畏”唱反調——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要說文學家不通邏輯，那是瞎扯，司馬光這通安排的巧妙之處在于——如果改革派認可三不足之說，就是儒家的叛徒，是辱圣人之言，是夫子定了性的小人。
這樣的殺傷力，不是老蘇一篇《辨奸論》能匹敵的。
事實也是如此，此后千年，王安石都被列位奸臣，其最重要的一項罪名就是三不足論。
而千年以下，人們又開始以此為王安石提出的論點，加以頌揚。
甚至有專家說，這就是王安石親口，因為以司馬光保守派的素質，是總結不出這三點的。
后世蘇油看到這樣的資料不由得捧腹大笑，這些所謂專家，卻是連《論語》都沒有摸過的？
然而王安石就是這么執拗，這么自信，司馬光這說法估計是說到他心里去了，竟然不予反駁！
反倒是趙頊歷練出來了，司馬光要考生“愿聞所以辨之”，一看就知道這是即將掀起輿論大戰的前奏，而且從牌面看怎么都是輸。
數典忘祖的名聲，哪怕是皇帝，都不敢背！
于是趙頊下令，用紙把它貼蓋起來，并批令“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次日，王安石去見趙頊，趙頊問王安石：“聞有‘三不足’之說否？”
王安石有些詫異：“不聞。”
趙頊說道：“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令別作策問矣。”
王安石不但不就坡下驢，反而朝坡上走，回答道：“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唯恐傷民，此即是畏天變。”
“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言之從，豈是不恤人言？”
“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茍當于義理，則人言何足恤？故《傳》稱‘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為不足恤，未過也。”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
聽聞此事，蘇油不由得以手扶額，王安石實在是太小看輿論的威力了。
華夏歷史千年，什么經典上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證據？
《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禮記·大學》：“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系辭上》：“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甚至蘇油還將給自己改良派觀點的立足點都找出來了：《易言·火器》：“惟火器既日出日新，購用宜慎之又慎。”
群經之首，設教之書，一部周易，通篇都是在講變化！這才是變法派應該高舉的大旗！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下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要是蘇油，就會拿著這個問保守派，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它們是變化的嗎？如果是，那我們是不是順應發展，進行相應的變化，方才可以做到“天且弗違”？
這個世界，運動變化是絕對的，靜止不變，是相對的！
不變，才是違天！用得著跟著保守派的節奏走？自己帶節奏不行嗎？
在這一點上，王安石還不如他的顏回呂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