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的確做到了。
群牧司也很苦，要在內地養馬，用的又是傳統養馬法，理所當然地引來地方親民官和老百姓們的抵觸。
最關鍵的，群牧司的官員們，坐擁如此廣大的豐美土地資源，養出馬來是國家的，種出糧來是自己的，所以種地它不更香嗎？
于是在他們的上奏里邊，官地被私分了，人浮于事，官馬場的地都在賬簿上，其實大部分都被民田給侵占，地方官員和老百姓也不配合，結果牧地農地根本分不清楚，沒辦法好好養馬，臣等盡力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西、河北、河東雖然都有馬監，但出欄數量卻少得可憐。
以同州沙苑監為例，牧場九千余頃，歲耗四十萬貫，但養馬只有六千多，歲出欄最低時，竟然只有四十余匹！
若非馬政如此不堪，王安石也不會下決心搞保馬法——變賣馬場，改由民間來養馬，政府有養馬補貼，成馬政府統一回購。
結果搞得農耕地區怨聲載道——一匹馬，“廢水草豐茂處五十畝”，這么高的土地占用率，死了還得賠，這樣還養，這特么不是失心瘋了嗎？
官府拿著牧馬地種糧，我們為什么不行？承包原本官馬場的土地之后，當然是種糧為主，至于養馬……呵呵別鬧！待俺們吃飽肚子再死！
于是從大宋馬監和民間出欄的馬匹，經過挑揀后，最多只有六分之一能成為可騎乘的坐騎，剩下的雖然仍算是軍馬，但其實只能充做郵傳驛馬之用。
就像蔡確上給趙頊奏章里說的那樣，“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馀僅足配郵傳”。
南方就更加不堪。
福建沿海，泉州、福州、興化軍的外島上，有十一個牧場。但這些馬被稱為洲嶼馬，不堪具裝，只能做驛馬；
而華南，兩廣出馬，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國交易的馬匹，也大多駑駘下乘，肩高能達到四尺二寸這個大宋戰馬最低標準的，百中僅有一二。
這種馬被稱為羈縻馬——大宋朝廷購買這些馬匹，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為了收人心，羈縻西南夷。
至于從青唐藩人買來的高原馬，從青藏高原下來后容易生病，也不適合平原作戰。
所以，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指望靠私人承包責任制，就能源源不斷的喂養出海量的戰馬，是純扯淡。
于是宋境內幾乎出現了一種共識，就是宋朝養馬，具備先天的弱勢——“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給戰馬的養馬地，只能是東北和西北。
從北到南，從西到東，馬種質量依次降低。
即所謂“薊北之野”，“甘涼河套”，必得“高寒之地，有長山大谷，美草甘泉，曠地千里，而諸畜繁孳也。”
漢唐皆是擁有了這兩片土地，才能組建起大規模的騎兵部隊。
但大宋立國后，這兩塊地方，一個早已被契丹人奪取，而另一個，則在黨項人手中。雖然每一代皇帝都鼓勵全國各地養馬，但成果寥寥。
江南氣候不宜養馬，比如饒州孳生監，熙寧年間“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
數年之中，將五百六十二匹馬，養成了不足三百匹，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便有人以此為據，認為“非本性所宜，例生諸病，因致傳染。”
一匹馬得病，一月之內就會感染一群，造成大量死亡。
然而這些說到底還是技術問題，群牧司，還存在一個嚴重的弊病——它近十年來壓根就沒怎么管理過馬政，人家現在充當著發改委的職能！
當年王安石第一次入京，就領了群牧司的職銜，之后一直在那里發揮著改革先鋒的作用。
后來呂惠卿到了司農寺，于是群牧司和司農寺，成了制定新法的地方。
里邊的人員，也都是心懷天下的大人物，天文地理道德文章，什么都懂，只除了養馬和種地。
名實不副，同樣很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