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比大西洋寬了太多。
所以，朱由棟接到孫傳庭信件的時候，已經了1637年的5月了。
在反復信件數次后，他閉目沉思了一會，然后讓方正化把田爾耕和黎塞留請了過來。
田爾耕自不必說，單說黎塞留，由于前些時候在印度協助大明官員開展民政時表現極佳，獲得了大明文官們眾口一致的稱贊，所以朱由棟理所當然的給了他一大堆獎賞。當然，只是各種榮譽以及金錢的獎賞，爵位仍然是個子爵，而且是虛爵，沒有封地的。
作為一個從封君封臣仍然遍地的歐洲來到大明的人，沒能獲得自己的封地，黎塞留覺得很遺憾。但同時，看到大明拿下了印度，自己距離回家的路又短了一些，他也非常高興。對朱由棟交代下來的工作，干得更努力了。
最近這段時間，他主要就是協助最高法院的官員們翻譯一些由陳子壯從奧斯曼帶回來，古羅馬的法典。以及協同最高法院的法官們對一些大案要案進行審判，在審判中對傳統的，習慣道德治國理念的法官們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
應該說，他的工作還是卓有成效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啟十八年（1636），山東、南直隸北部的白蓮教叛亂，當地武警部隊輕松鎮壓后，除了抓捕了一些首腦外，也抓了一大批的普通教民。
按照大明以前的習慣，謀反這種事情，為首的肯定是夷三族。骨干啥的也會被斬首，其妻女的下場也會很凄慘。但是對于普通盲從者，一般都是訓誡一頓就了事。
但是當黎塞留參與進這個事情后，他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們爆發了劇烈的沖突。因為，他的觀點是：為首的當然該吊死，但是夷三族就沒有必要了——在西方，君主殺了老子，然后讓兒子為自己繼續效命的事情不要太多。而做兒子的為了洗刷家族的恥辱，做起事情來也會極為拼命。
如果說他認為對首領的處罰太重，那么，他也認為對普通盲從教眾的處罰太輕了：都是成年人了，人家蠱惑你造反你就真的造反哪？既然你選擇了造反，就要做好為此付出代價的思想準備。所以對于普通教眾，他的意見是：根據個人情節輕重（造反期間有沒有殺人、搶劫、QJ等），分別予以絞刑、斬首、徒刑以及訓誡等不同的處罰。
對雙方完全不同的意見，朱由棟并沒有輕易的下裁判。而是讓他們把各自的觀點和處理依據發表到報紙上。于是在天啟十八年，大明全國上下，很是掀起了一陣對現有法律體系進行全民大討論的熱潮。
在朱由棟看來，雖說西式民主在21世紀因為白左們為了選票而搞各種政治正確，生生的把民主給玩壞了。但至少在17世紀，由等價交換發展而來的權利義務對等這一條價值觀，他還是很喜歡的。
所以，他不急著親自來裁決，由著雙方去鬧。借此機會，不說對全民吧——他從未狂妄的認為六大報可以覆蓋整個大明的所有百姓。但至少，對官員、文人、士兵和市民以及少部分農民進行一次普法宣傳，這個收獲就足夠大了。
……
在朱由棟沉思的時候，田爾耕已經迅速的看完了孫傳庭的信件，也明白了為何皇帝要緊急召見他的原因。
“皇上，臣無能，未能事先知曉西賊居然在打造如此巨艦。”
“別說那些沒用的，現在的當務之急。第一，確認對方是否有這樣的巨艦。第二，如果對方有，怎么把核心技術給搞出來。”
“是。臣剛才想了一會，大致的方略是，其一，通過許顯純手下的密探去驗證西賊是否有這樣的巨艦。其二，通過我們已經派往歐洲的密探、殺手，劫持一兩位打造這艘巨艦的關鍵人物來大明。”
“……”抬首望了望頭上的屋頂，朱由棟面無表情的道：“我們在歐洲已經打進去多少暗子了？”
“呃……”
“黎塞留先生是朕信任之人，不要有顧忌，直接講。”
“遵旨。皇上，錦衣衛仰光間諜學校當年總共是培養了六十多名白人孩子。最終通過各種培訓和忠誠測試的，只有三十二名。其中殺手有十五名。剩下的，經過我們的運作，順利返回歐洲的，只有兩名交際花，兩名廚子，六名商人。這兩名交際花，現在一個在里斯本，一個在波爾圖。兩名廚子，一個跟隨西班牙的一位子爵，現在在塞維利亞這位子爵的莊園內工作。還有一位，則是就職于里斯本的一家餐館。六名商人比起前面四位倒是相對自由一些，但他們都是小商人，若不是從我大明這里拿到一些支持，估計早就破產了。”
“嗯，聽你方才這么說，這些人，都是葡萄牙人吧？”
“是的，皇上。畢竟以前我們拿下仰光對面的沙甸的時候，那里名義上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其實這個地方是葡萄牙人開拓的。而且，我們始終覺得，用復國來引導那些葡萄牙人，更能保證他們的忠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