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獵與郭大匠這一番研究直到黃昏，才被一名持銅牌信符的傳令小校打斷。
“文相公、張使相有令，諸軍統制以上將官，立刻前往節堂議事。”
趙獵接令后不敢待慢，立刻動身返回崖城，直奔節堂。
崖城的節堂就是原吉陽軍城的軍議廳。行朝立足方穩，百廢待興，諸事一切從簡，暫時以軍議廳議事。
趙獵留下護衛隊，向守衛交驗腰牌之后，方得以進入節堂。
此時堂上諸將及部分相關官員多已聚齊，大宋右相文天祥赫然坐在上首。丞相坐節堂并不奇怪，因為文天祥此時除了右相之外還兼任樞密使，既是文臣第一，更兼領諸將，是實打實的百官之首。
宋朝樞密使向以文官出任，而樞密副使則由宿將擔任。以文制武，以武輔文之意十分明確。
宋代因宋太祖“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加之切身感受五代時期驕兵悍將造成兵禍連結，動亂多年。于是痛下決心，終結武人擅權亂國的局面。遂有“懷酒釋兵權”之舉，并定下崇文抑武的國策。
不可否認，趙匡胤的舉措在國朝之初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治國之道，講究文武平衡，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馳。武盛文弱則易形成軍人干政，造成國家動亂。而過度崇文抑武又會使軍人地位低下，國防力量薄弱。很明顯，趙家后世子孫沒把握好這個度，不但沒能把文昌武弱的局面改觀，反而在文官集團的推助下變本加厲，愈演愈烈。猜忌武將（如狄青）、以文制武，以文官領軍或監軍，最后演變到極致，就是兩個極端——一邊是“東華門外唱名方為好兒郞”；一邊則是當兵須黥面刺字，以防逃役。
到南宋中后期，軍人地位有所好轉，軍中大量使用效用、使臣（自愿投軍，無須刺字），大將也得到格外倚重。身為武將的張世杰坐鎮中樞，而文官之首、樞密院使文天祥卻領軍在外，多次請求入朝而不得，就是最突出的例子。然而積重難返，一切為時已晚。
更要命的是，宋朝國策嚴重分化文武兩極，使文官集團與將門集團水火不容，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兩大集團無法兼容。以張世杰為代表的武將集團一朝得勢就極力壓制文臣集團，首當其沖的就是文天祥、陳宜中這二位左右丞相。彼此之間矛盾重重，哪怕行朝一路南逃仍斗個不停。若非厓山慘敗，行朝已到生死存亡之際，張世杰未必同意把文天祥召回朝廷，給自己添堵。
眼下行朝難得的文武相得的和諧局面，全靠有強大的外力壓迫——前有孤注一擲攻取吉陽軍城，后有元軍即將重兵圍城。
是的，元軍大舉報復就要來了。
“據報元軍馬撫機部，本已行軍至吉陽，聞崖城落入我天朝手中，不敢薄城，遂退去。馬賊雖退，然賊心不死，所部并未退回瓊管，而是頓兵于萬安軍，狼顧之意，不言自明。瓊管亦有消息稱元軍四處征召船只，攻崖意圖極為明顯。又報今日有海商北來，言及雷州港口千帆盡舉，大軍云集，港內外所有商、民船只皆不得入。當此之際，元賊興師舉帆，兵鋒所指，昭然若揭。”
文天祥止住宣贊官，親自宣讀情報，末了，目光迥迥環顧諸將，一字一頓，“諸君，元賊，要來了！”
節堂文臣武將不下二三十人，此刻卻安靜得落針可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