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荊州后,劉表在宜城這個地方請來了周邊的名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和他們商議時事。蔡家不必說了,乃是荊州冠族,蒯家亦是名門,在荊州之地是數得上的右姓士族,蒯良、蒯越二人與蔡瑁一樣,俱是久享盛名於州郡了。
此時荊州的形勢很不好,對劉表非常不利。
荊州最富庶、人口最多、戰略地位最重要的郡是南陽郡,而現在袁術盤踞在此,盡有其眾,留給劉表的就只剩下了其余那些不太富庶、人煙也較為稀少、戰略地位亦相對不高、離中原稍遠的郡縣,——亦正是因南陽在袁術手中,所以劉表才跑來了宜城。
而在這些剩下的郡縣里,大約因天高皇帝遠之故,其境中素來是宗黨勢力強大,於今天下亂事已起,更是宗黨猖狂,盤踞各地,只擁眾在千人以上的怕就不下數十股之多。
最膏腴、最重要之地為外人所占,余下之地又是宗黨之地,而入荊州之日,劉表身邊又無一兵一卒,僅他一身而已,在這個亂世初始之時,擺在他面前的局勢不是一般的惡劣。
荀貞與蔡瑁認識,自相識以來,他兩人時有書信來往,尤其是荀貞到了潁川后,在這么一個時局不穩,形勢越來越動蕩的背/景下,為互通消息,彼此書信來往的更加頻繁,荊州的許多消息荀貞都是從蔡瑁那里得知的,在和劉表議過荊州時局后,蔡瑁給荀貞寫了一封信,信中較為詳細地記述了這次會議。
劉表和蔡瑁、蒯越、蒯良諸人一樣,也是出自高門,因而他此前雖未曾在荊州為官,卻和蔡瑁等人是早就相識,會議上他不必遮遮掩掩,直接就道出了他的憂慮,他說道:“如今袁術在南陽蠢蠢欲動,江南宗黨勢力十分強大,又各自擁兵獨立,假如袁術借助他們的力量乘機來攻,必然會大禍監頭。我想征兵,但恐怕征集不起來,你們有什么高見?”
當時第一個發言的是蒯良,他回答說道:“民眾不歸附,是寬仁不夠;歸附而不能治理,是恩義不足。只要施行仁義之道,百姓就會歸附,像水向下流一樣,為什么擔心征集不到?”
蒯越第二個發言,他說道:“袁術驕傲而缺乏謀略。宗黨首領多貪殘兇暴,部下離心離德,若讓人顯示好處,這些首領必然會率眾前來,您把橫行無道者處死,招扶收編他們的部下,州內百姓都想安居樂業,聽說了您的威望和恩德,一定會扶老攜幼,前來投奔。聚集兵眾后,據守江陵和襄陽這南、北兩處,荊州境內的八郡,發布公/文就可平定。即使那時袁術來攻,也無計可施。”
蔡瑁在信中提到,說在聽完蒯良的意見后,劉表稱此是“雍季之論”,而在聽完蒯越的意見后,劉表則稱此是“臼犯之謀”。
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時晉文公手下的謀臣。晉、楚城濮之戰前夕,晉文公曾向二人問計。臼犯主張用詐謀。雍季說,詐謀雖能得逞於一時,但不是取勝的長久之術。后來,晉文公用詐術取勝,但在行賞時,卻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晉文公解釋說:“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在信末,蔡瑁說:劉表采納了二蒯的意見,在會議結束后,就派蒯越去引誘各宗黨首領。
因為在寫此信時,蒯越剛出發未久,所以成效如何,尚不可知,蔡瑁自也沒在信中提及。
荀貞把蔡瑁的信遞給孫堅,待他看過,慨嘆說道:“劉景升,英雄也,雖是只身入荊州,而荊州已入其手矣!”
只從劉表把蒯良的意見比作雍季之論,把蒯越的意見比作臼犯之謀,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勃勃,也可從中看出他這是決定要用詐謀定荊州,而又用仁義治荊州的戰略和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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