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新君李弘到訪后的第二天，調露元年（679年）十二月二十二（甲辰）日；也是新君登基后的第一個冬至日。照例舉行大朝會，令列國君長、使節陳列于乾元殿，與文武百官一并朝拜于陛下。
然后，李弘自吉時起駕，前往太廟諸殿，告問列祖列宗；自此再度召集文武百官、大駕鹵簿，前往南郊的圜丘（十二面天壇）祭天。這也是新君踐祚之后的第一次祭天之禮，因此顯得異常隆重。
前后隨駕的扈從和衛士、朝臣和官員、內宦和宮人，外加上同行的列國君長、外番使臣，多達一兩萬人。聞訊從京畿道的四面八方，前來觀禮和見證盛事的士民百姓、黎庶父老，更是數倍于此。
這也多少沖淡了，正在進行的另一項熱鬧事；就在天子出京郊祭城南的同一天，經過數月醞釀的嵩山封岳試，也是新君登基以來第一次制舉恩科；在東都城內正式開啟了。前后報考者多達萬人。
其中的考生成分復雜，更涉及三教九流，士庶良人；乃至是在任的官吏，軍中的將校；甚至是外藩酋首、番邦君長、列國使臣的子弟，都有人為之報考。將尚書省的禮部貢院給填得滿滿當當。
當然了，相對于先要到尚書省“集閱”，并參加禮拜文廟周公至圣先師，在則天門外朝見遙拜，等一系列官方活動，以及后續的到處拜謁、行卷、交游的常科舉士；制科的流程就相對簡單多了。
但因為是以天子身份開啟的恩科，不比當初監國太子身份的規格。因此，除原本已定的“河湟經略”定邊策選之外，又追加了歷代兵書的節選和解析，對四夷九邊的各族認知等一系列附加選題。
而這些后續追加的選題，也并不是增加難度，或是勸退大多數人。而是為了進行某種程度上，人才和專長的變相分流、篩選；只要能答對其中部分內容即可入選，以貢士身份列入潛在人才儲備。
將其出身籍貫和個人情況，連同卷子一起封存文華殿。這樣就算初入的大多數人，在后續的省試、殿試落選，日后也可以在有需要時，隨時起用和額外征辟。同時也是為了某種創新的后續鋪墊。
比如，李弘在內廷召對時，委任主考官的同時，又委任更多輔助的副考官；令不同部門歸屬之間，變相相互監督和制約；又強硬通過考生糊名和另行眷抄試卷的新例，以為消減個人因素和色彩。
但是作為變相的妥協和交換，也允許主考官、副考官保舉自己看中的卷子，獲得優先進入省試和殿試的少量名額；以及，在主考官、副考官共同審閱有爭議的試卷時，以多決少的投票表決權等。
至于一些細節上的加強和改動，就不一而論了。比如統一配發的文具紙稿和個人用品、取暖的手爐、照明燈具；足以遮風擋雨的大棚與個人隔間，定時發放的茶湯；都無不在處處呈現出不尋常。
然而，這畢竟只是天子意志偏好，為主導的非定期制科，而不是需要宰相們直接過問，甚至掛名參與、親自監督的常科例舉；在通常情況下，甚至制科的結果，連政事堂的例會討論都上不了。
負責主持初試的兩位主考官，也只是從六品上的吏部考工員外郎魏玄同，加上正五品下的禮部禮部司主事張柬之；但是，這兩人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曾是東宮編撰局的出身，又被拔舉入朝仕任。
所以，只要這兩位關鍵人物的立場和態度堅持住了，底下那些品流更低的副考官、監考，或是御史臺出身的巡察、檢視；乃至正書、雋卷等佐員、堂吏；守衛的防闔；都沒法翻出什么大浪來。
最終目的，還是讓史上初次武舉，提前出現在新朝堂的治下，并推動成為一種慣例。這樣，變相開辟了一條軍中上升通道的新君，大可以裹挾以廣大將士的眾望所歸，更進一步鞏固自身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