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華國科學院成立半導體研究所，進行工業技術攻關。后來，中央政府組建第四機械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
1970京城國營東光電工廠，中海組建無線電十九廠建成投產，形成華國集成電路產業中的南北兩霸。”
“這一系列電子和半導體廠的興建，初步搭建了華國半導體工業的“研發+生產”體系。”
“這套體系最初能夠緊追美國，得益于一批回到新華國的半導體人才，如黃大師、謝大師、王大師、高大師、吳大師、林大師等前輩。”
“在他們的帶領下，蹣跚起步的華國半導體行業做了兩大貢獻：
一是保障了“兩彈一星”等一批重大軍事項目的電子和計算配套；二是為華建立了一套橫跨院所和高校的半導體人才培養體系。”
席教授講到這里，大家都明白了一些華國電子產業的早期歷史。
都對這些大師感到由衷的敬佩。
席教授揮了揮手，壓制住教室里的嘈雜聲道：
“所以，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為什么不用舉國之力來發展芯片。”
“答案是，我們不僅用舉國之力搞過芯片，而且似乎還一度搞的相當不錯。1975年，京城大學物理系半導體研究小組，由王老師等人，設計出我國第一批三種類型的1K內存DRAM動態隨機存儲器，它比美國英特爾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韓國、臺灣要早四五年。那時韓國、臺灣根本就沒有電子工業科研基礎。”
“說到這里，一定有很多人開始感到可惜，如果我們沿著這種模式發展下去，或許早就成為世界芯片強國，也不至于出現被人卡脖子的尷尬局面。”
“然而只要了解了芯片行業發展規律，尤其是摩爾定律的朋友們，就會發現問題。芯片工藝的持續進步，依賴于資本不斷的研發投入和產線升級的支出。而這部分資金的來源，大部分來自于上一代芯片工藝突破后大規模商用帶來的利潤反哺。”
“而華國成立以來普遍采用的集中全國力量打殲滅戰的發展模式，雖然有益于加速短期的技術突破，取得類似于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的階段性成就。然而對于技術的后續商用和產業化，卻毫無益處。”
“對于原子彈之類的項目，一旦技術突破，即可享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且關乎國防，安全，因此華國的發展模式在它們身上有其合理性和優勢性。但是對于芯片這樣需要不斷研發投入以支持技術更新換代的項目，舉國之力模式很快就體現出了其局限性。”
“23年前，半導體學界靈魂人物王大師，在大會堂發言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東洋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
“由此可見，華國在那些年看上去很厲害的芯片發展成就，并沒有在產業上看到多少貢獻，更沒對民生發展帶來多少好處。而更為重要是，在缺乏了產業應用的利潤反哺后，國產芯片每一次新的技術更新，都會給全國財政帶來又一次的吸血。”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上至廟堂高管，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包括大量技術專家，都對這種發展模式的困境認識不足。”
“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曾問過王大師：你們一定要把大規模集成電路搞上去，一年行嗎？”
聽到這個多少有點啼笑皆非的問題。
大課的同學們都沒有笑。
這恰恰反應了當時的華國，對于芯片產業，這個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下的產物的運行規律，缺乏最基本的認知。
芯片。
的確是不可思議的科技產物。
大家更專注地聽席教授講解：
“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這種發展模式終于遇到了問題。各行業都開始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及設備，這在短期內造成了華國的外匯儲備荒。”
“1980年開始，中央不得不停建緩建了大量短期產業化無望的項目，我們耳熟能詳的早期大飛機運十項目就在此之列。”
“而芯片項目毫無疑問也遭到明顯波及，華國原希望從歐美國家引進的七條3英寸晶圓生產線，因此拖了整整七年。”
“而比財政斷流更嚴重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海外更廉價，性能更好，更可靠的芯片大量流入國內，這給國內技術進步幾乎停滯的芯片工業帶來了幾乎致命的一擊。”
“比如像華國最大的半導體企業——中海元件五廠。1980年利潤高達2070萬元，職工人均利潤1.5萬元。即使是1985年，中海元件五廠的產值仍然高達6713.1萬元，利潤達1261.4萬元。然而到了1990年，中海元件五廠產值下降至1496萬元，滑倒了虧損的邊緣。”
“而海外在這期間，灣灣，韓國，東洋的芯片產業開始加速崛起，涌現了一大批例如臺積電，三星，海力士，索尼這樣的芯片巨頭。而半導體的產業模式在經過1987開始的fabless+代工模式的轉型，正式進入黃金時代。而華國的舉國模式也終于走到了盡頭，中海無線電五廠也在不久后破產倒閉。”
“所謂不破不立，華國舊模式主導下的芯片產業的崩潰，給了新模式的誕生埋下了伏筆。不過在華國的芯片業涅槃重生之前，還有十多年的暗黑時代在等著我們的芯片從業者。”
課件講到這里。
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同學們聽得如癡如醉，從來沒有如此詳細的了解電子產業的明珠——芯片產業的華國發展。
大家終于明白，為什么舉國之力發展芯片，只是一句口號。
因為，這不符合行業產業的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