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些問題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指揮權協調問題，中央為了提高管理效率而給地方正父的授權反而形成各地“小而全”的經濟格局，形成了各地為了維護地方利益而形的地方保護主義意識問題，。
我們前期市場改革目標是放開市場，提高效率，加快競爭，加快產業升級改造和市場分布的更趨合理，同時兼顧社會穩定和共同提高，從而形成了以計劃為核心，市場為外圍的現有經濟模式。
但在是資本的流通領域，我們的改革卻依然有漫長的路要走。
尤其是隨著資本的充分積累，聚集，市場競爭正在從產品競爭向資本競爭過渡，形成了資本壟斷的新危機。
需要作為商品傳遞的最重要媒介的資本并沒有起到傳遞和流通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序上阻礙大計劃的實施，利用資本集中在某個領域、某個產品、某個地區造成人為短缺。
這就是各種所謂“炒”，而每一次炒都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和居民貧富的更大差距。
資本的快速積聚、以及資本的投機行為還造成了另一個后果，社會資本并未從資本密集區轉向貧困地區，反而從貧困地區抽取資本轉向資本密集區尋找機會，造成了更嚴重的地區間經濟不平衡和居民間收入不平衡。
結果就形成了一個可怕的現象，社會生產總體的嚴重過剩，造成巨額浪費，而貧困地區的居民卻無法得到這些過剩的物質，進一步加劇地區差距和社會矛盾，為社會不穩定埋下危機。
所以社會的主要矛盾將從社會生產不足以滿足居民生活消耗轉向如何解決各種發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
作為頂層設計者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解決資本流動不合理的問題，尤其是要抑制資本過度涌入某個領域，某個地區、某個行業乃至某種產品所造成的過熱以及發展過快的問題。
然后是要引導這些產業資本或者金融資本向欠發達地區，欠發達行業流動，也就是下階段的真正目標，城市化以及扶貧問題，需要把每一個國民都納入國民經濟的流動體系中，從而享受改革開發為國民經濟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好處。
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正父以及計劃更多的干預市場經濟，但不是簡單的計劃回歸，而是一種新的計劃形式——精確計劃。
我可以預言，未來二十年，科技進步將解決傳統數據傳導慢，指揮僵硬、緩慢、失靈的問題，甚至于整個國家昨天吃了多少米、吃了多少雞蛋，那個地方多，那個地方少等數據都可以在第二天一早出現在決策者的案頭上。
《韓非子?解老》曾有言：“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
可是前人從沒想過，某一天，一個國家真的可以成為一個機器，而且是一個超級精密的機器，一個依靠科技進步而越來越透明的機器，在這個前提下，自頂層垂直到地方的細節管理將成為可能。
所以未來國家經濟將越來越少一刀切式的粗暴命令，而轉為和風細雨般的局部改革，精確設計，精確微調，確保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猶如一部完美的機器，高速有效運行，平穩而不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