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和李之藻是晚明時期主張積極和西方交流，展開貿易，科技互助的明朝官員的典型代表，二人和天主教的關系也是極其緊密，都是主動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的。
職務上，徐光啟做到了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李之藻雖不及徐光啟官做得大，但也是太仆寺卿，實際主持西洋銃炮防務事。
難得可貴的是，李之藻在任福建學政期間，首次在鄉試考題中加入天文題目，這是中國科舉史上的首創。
如果不是因為明朝滅亡，天文地理、科技之類必然會因為明朝與西方交流的頻繁和密切不斷出現在科舉之中，最終將使得以八股為主的科舉演化為后世的新學考試。
某種程度上，將天文題目加入到科舉中，就是一次變法。
但這次變法并沒有如同中國歷史上的種種變法一樣，受到詬病，受到保守勢力的阻擊，甚至發生流血事件。
究其根本原因，如李之藻、徐光啟這些提倡和西方交流的官員士紳固然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萬歷皇帝本人對西學的態度才是最關鍵的。
萬歷很喜歡西洋事物以及西洋物學，當然，也可以說是皇帝本人對于海外的金銀財富十分感興趣，所以對于能夠幫助帝國謀取這些海外財富的技術手段便加以提倡。
這個出發點其實是一點也沒有錯，甚至是完美的。
人類的進步不就是源于對財富的渴望么。
李之藻和徐光啟等一大批加入天主教會，積極引進西洋技術和人材的官員們，難道真的就一個個都是虔誠的上帝信徒么？
答案，當然不是。
師以長技以制夷，恐怕才是晚明這批天主教官員的真正意圖。
這是一個互相取利的過程，天主教會需要通過如李之藻、徐光啟這些官員的支持獲得他們在中國傳教的權利，而如李之藻、徐光啟這些官員則是想通過天主教會為大明朝帶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學術。
天主教會在其中，不過就是起了一個媒介的作用。
或者說，是一張皮。
因此，魏公公沒有必要在徐光啟他們面前展示自己上帝的“神跡”，他只需老老實實的告訴這些人，他魏公公在西洋科技和人材的引進方面，已經切實的走在了他們的前面就行。
“二位想必也知道，陛下對于天主教一直是看中的，利瑪竇神父生前也得到了陛下的信任，故咱家希望能夠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能夠和教會親切，能夠通過教會對我大明國力提升起到幫助...”
對于魏公公伸出的橄欖枝，徐光啟、李之藻并沒有給出肯定答復。原因是二人現在一個在等吏部的調任，一個則是太仆寺少卿，短時間內是不可能離開京城南下。
魏公公不急，他有的是耐心。
初步的交流溝通還是很愉快的，徐光啟向魏公公能夠蒙教皇冊封為東方大主教表示慶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