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嘉德大學奧法研究院，共有十位正教授，喬安給每一位教授都寫了一封信，內容完全相同，除了例行公事的問候和自我介紹，重點其實只有一句話：
人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意義？
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喬安很久，以他高達29的智力屬性也想不出一個能夠使自己心安的答案。
當初他決定離開母校萊頓學院，轉而報考米德嘉德大學奧法研究院，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進入更高層次的學府，向學識更淵博的教授們尋求幫助，解答心頭的困惑。
喬安以一種非常虔誠的態度，在信中向教授們提出這個問題。然而人與人之間最難的就是相互理解，他在信中提出的這個問題似乎與學業無關，使很多教授感覺受到了冒犯，甚至被他這種出格的做法惹惱。
限于學校規定，教授們又不好不回信，多數給喬安的回信只有一句話：
“本人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
潛臺詞顯而易見：教授們對提出這種幼稚問題的學生也不感興趣。
還有一位教授，在回信中以譏諷的口吻如是說：善于思考的維達先生，您應該報考神學院或者哲學院，那些地方更適合您尋求人生的意義。
這還不算態度最惡劣的。
有一位青年教授，甚至在辦公室里公開拿他的來信當笑柄，當著同事們的面斷言“喬安·維達是個十足的書呆子”，“思想消極，幼稚可笑”，“他需要的是心理醫生，而非奧法導師”。
不幸中的萬幸，并非所有教授都把喬安的來信當成笑料，還有三位教授以比較誠懇的態度給他回信，并且嘗試在信中回答他提出的問題。
富蘭克林院長就是三位認真回信的教授之一，他在信中講了很多人生哲理，鼓勵喬安積極樂觀的對待生活，還說一個人的價值取決于他所做出的社會貢獻，哪怕終究難逃一死，子孫后代也會銘記他為推動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做出的貢獻。
富蘭克林院長在回信中表露出的積極樂觀態度，崇高的使命感，與其“啟蒙思想家”的身份正相稱。
院長先生講述的這些道理，其實喬安都懂，但是他覺得富蘭克林先生誤解了自己提出的那個問題。
喬安關注的重點不是一個人死后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抑或無人問津，這些都是來自他人的評價，對于一個死者而言，無論身后獲得的是贊賞、批評抑或遺忘，他都無從得知，又有什么意義？
關鍵在于，一個人活著的時候要如何說服自己堅強的活下去，尤其是在遭受挫敗、打擊和痛苦時，意識到人生苦多樂少的時候，意識到個人乃至宇宙都注定難逃毀滅的時候，難免會滋生出莫可名狀的荒謬感和空虛感，這種時候，要如何證明自己的存在是有意義的，而非果斷的選擇結束生命。
人生在世需要面對很多問題，所有問題當中最嚴肅的一個，莫過于“自殺”。
這個問題的答案，決定了一個人是否還有必要思考其它問題。
如果把人一生經受的“痛苦”和“幸福”分別賦予效用數值，進行加權統計，那么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痛苦總效用其實要遠遠大于幸福總效用，兩者相抵，剩下的凈值都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