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允炆的構想中，京師初等學院便等同于后世六年制小學。
古代的教育系統，主要分為兩個內容，一為官學，二為私學。
官學便是中央或地方朝廷直接創辦與管理的學校，可以理解為國立學校，在中央稱之為太學或國子監，地方則為府州縣學。
周禮記載“鄉有庠xiang，州有序，黨有校，閭有塾。”
庠、序、校、塾是古代地方各級學校稱呼，很多人都知道“校”與“塾”，卻不了解“庠”、“序”，但在一些歷史古學院名跡中，往往刻有“蔭澤庠序”四個字，指的便是蔭澤學校。
早在西周時期便出現了官學，一直延續不絕。
官學不收取學費的，管吃管住，畢業了，還包分配工作。不像是你拜師孔子，還得送臘肉作為束脩。
需要說一點的是，最初的官學實質上是權貴官學，如果你是平頭百姓，也想去官學學習，那是沒機會的。
這個時候想要學習，最好的辦法還是養一頭豬，殺了做成臘肉，給孔先生、孟先生送過去
官學面向平民開放，是隨著科舉制逐漸發展起來的，存于唐宋之間。
朱元璋雖然出身草根，卻深知教育之重，在開明初，他便直言
“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
加上元末戰亂，元朝“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學校廢弛，人紀蕩然”，朱元璋便狠抓了一把教育。
最初設置國子學國子監的前身，緊接著便下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在全國各府、州、縣設置學校，府學設教授、州學設學正、縣學設教諭等教官。
在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詔天下立社學”，社學的出現，可以說是朱元璋的偉大之處，因為他將教育普及到了民間，讓民間百姓有書讀、有書看。
朱元璋規定府州縣每五十戶人家設置一個社學，二十歲以下孩子入學。
朱元璋的行為是好的，卻沒辦成好事。
原因也很簡單，社學的主課就兩樣大誥與大明律。
你讓小伙子們天天聽你講這個法律，那個法規，砍頭剝皮之類的懲罰，誰也不愿意聽啊，時間長了，不留下心理陰影才怪。
也不問問人家孩子是不是要去放羊，家里的白菜賣出去沒有，就拉著去聽課，這就很擾民了。
朱元璋聽說孩子們還有家務，一抬手，把社學給廢了。
好了，大明的官方小學無疾而終。
可過了幾年，朱元璋又覺得，孩子有家務也不能耽誤學習啊，于是一揮手，在洪武十六年，社學又給恢復了。
不過朱元璋還是知錯就改的，既然官方小學擾民，那就改民辦小學吧，至于學費，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想學就交，不想學，那就繼續喂豬賣白菜去。
在州府縣學與社學之外，朱元璋還關注到了少數民族教育問題，在廣西、貴州、云南、四川等地，設置了宣慰司儒學和安撫司儒學。
除了這些“本科類”學校外，大明還存在有醫學、陰陽學等專科學校。
明代市民文化的普及，學風之盛，都與朱元璋的教育體系有關。
明史在這方面，給了朱元璋高度的評價
“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庫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于下邑荒徽，山派海涯此明代學風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雖然史官說的話，難免有逢迎、溢美之嫌，但朱元璋重視教育，是不爭的事實。
后來的圣人王陽明，他便推崇朱元璋的平民教育，并將其融匯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之中。
朱允炆設置京師初等學院，一是為了彌補官辦小學的空白，配合后續國子監革新；二是為了解決白蓮教。
在內閣與翰林院提出的解決白蓮教方略中，除了主張嚴懲、監控之外，還提出了一點，那便是啟發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