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躍龍和扶綱二人，其實都是云貴本地的人物，不似之前的首輔吳貞毓、文安之他們那樣是背井離鄉到永歷朝廷來任職的。這其中，雷躍龍是云南人，早前一度在孫可望的秦王府做過行營大學士，但是他本人對于孫可望可沒有龔彝那般的感情，無非是形勢比人強罷了。等到永歷朝廷入主昆明，他便立刻回轉。而那個扶綱，卻是貴州都均衛人士，而且還是少數民族，后世的布依族，但這并不妨礙他在崇禎年間中舉、中進士，從吏部員外郎開始步步升遷，一直到現在的內閣大學士。
請旨和奏疏被重新放在了案上，二人亦是頓覺著無話可說，此間便免不了冷了場了。不過，事情還是要辦的，他們叫來了一人將兩份奏疏抄寫了一份，隨后原件送往永歷皇帝那里，而副本則仍舊留在此處，一是備份，二則是內閣之中除了他們以外還有一位閣臣今日恰好休沐，那人如今在晉王府可是炙手可熱的人物，饒是他們也決計不敢輕忽的。
抄寫很快就完成了，原件直接送到了永歷那里。此時，一如那兩位大學士，永歷也正在伏案批閱奏折。
如今朝廷進駐昆明，乃是去歲陳凱的那封錦囊中的諫言。弱秦藩之力，陳凱將目的說得是再明白不過的了，在李定國、劉文秀、沐天波等人的努力之下，朝廷也確實是迅速的控制了云南將秦藩的實控區限制在了貴州及湖廣西南部的區域。但是，孫可望那可從不是個肯吃虧的主兒，從進駐昆明以來，永歷朝廷就一直在向貴陽的秦王府示好，忙得那是不可開交。
永歷朝廷移蹕昆明后，李定國、劉文秀環顧局勢——廣西、云南在手，閩粵兩省的鄭氏集團同樣是反對孫可望篡位的，一度感覺良好，遂率領各公、侯、伯、將軍上疏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禮。臣等集議：奉孫可望出楚，臣定國出粵，臣文秀出蜀，各將所部兵馬，從事封疆。凡馭天下之大柄悉還之其主，謹冒死以聞。”
四個省對比一個省，從明面兒上似乎孫可望真的已經沒什么好選擇的余地了。但是，比之李定國和劉文秀，永歷深知孫可望這些年能夠狹天子以令諸侯，那就斷不會輕易放棄權利，俯就臣節，于是便把這件奏疏留中不發了。
坐在龍椅之上，他并沒有因為安龍的軟禁生涯而糊涂了，反倒是更加能夠認清楚當下的形勢。說起來，四個省確實是比一個省要強大，但是，孫可望在云貴的勢力根深蒂固，經營多年的云南于他們而言稱不上穩固不說，孫可望在貴州和湖廣西南部亦是擁兵十數萬之眾。對比而下，劉文秀兩度兵敗，兵權早已被廢除干凈了，那沐天波更是在早在沙定洲之亂時就已經無足輕重了。單憑李定國的那五萬大軍，同時還要盯著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那批人馬，實在捉襟見肘。而閩粵的鄭氏集團更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對我力量對比仍舊是懸殊之極。
為此，早在路上永歷就已經想得分明了，是故一旦進入昆明城，他并沒有將富麗堂皇的昆明秦王府作為行宮，而是委曲求全的去住那貢院。隨后，不光是對孫可望的部將白文選、張虎等人加官進爵，將他們放歸貴州，去與孫可望說和，更是在八月時將孫可望留在昆明的妻妾和兒子都派人送了過去，甚至還在不斷的派人到貴州與孫可望說項。
永歷一味示好，其實他也很清楚，李定國、劉文秀并非徹底蒙了雙眼。旁的不說，只說之前的那份奏疏里，指斥孫可望失人臣禮的同時，亦是不敢責難，甚至在提出三王分路反攻的戰略之時，于孫可望亦是使用了“奉”這樣的尊稱字樣，與他們二人是截然不同的。
送走了孫可望的妻兒，朝廷才從貢院遷到了秦王府，已是給足了顏面。此間，朝廷的精力仍舊集中在觀察貴州那邊的動向，這對于他們而言是事關生死的大事。相較之下，閩粵兩省則已然分不了朝廷什么精力了，哪怕是年初時的攻守大戰，其實對云南這邊的影響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