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以后，延續了整個下半年的戰事，已經慢慢緩和了下來，反倒是荊襄和關中兩處戰場以外的事情，一樁接一樁地發生。
剛撤離荊襄戰場的時候，曹彰曾考慮過要隱瞞曹公病逝的消息，但在那兵荒馬亂奔逃的環境下，他根本控制不了信息的傳遞。于是只短短十余二十日，大半個天下，包括河北中原各地的有力州郡之長、地方鎮將都知道了。
由此帶來的巨大震動，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不止朝野危懼，簡直天下有分崩之勢，比如駐在雒陽的一支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鳴鼓哄堂而散。而原本駐在居巢的鎮東將軍臧霸，則拋棄了他的駐地，領兵星夜折返其家鄉、兗州東部的泰山郡，并以徐州刺史、督軍的名義，向青徐各郡傳令。
此前漢中王整合涼州的時候，曹氏下屬的雍州刺史張既，與護羌校尉蘇則聯兵，糾合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的羌胡渠帥、鄉豪大姓，聚兵自守，并持續控制北地、安定兩郡的北部區域，越過奢延澤與并州諸胡守望相助。
漢中王以討逆將軍吳懿領兵平之，進軍至高平第一城。張既據守不戰，兩軍相持數十日。
待到魏王薨于軍中的消息傳到，張既身邊之人或有疑問，戰意皆不堅定。漢中王遂遣使宣慰，張既厚待使者，卻暫不答復，漢中王也不催促。
與此同時，并州刺史梁習曾挾裹鮮卑、匈奴、羌胡之眾，進逼河津、蒲坂等地，并以輕騎渡河，突襲騷擾漢軍營地，其健者直抵新豐，與據守長安的關中曹軍主力聯絡。幸有破虜將軍張任領兵擊破之，并與梁習隔河對峙。
同樣也是消息一到，梁習立即收兵，轉往河東安邑、聞喜一帶。
當是時也，曾經有文臣勸說劉備，聲稱只要傳檄天下，稱罪在曹氏，余者皆不問，天下立時可定。但劉備并不應允，皆因益州、荊州、交州的力量，至此也已經發揮到了極限。
在不知兵的書生看來，乘勝逐北，故能立功；但真到了能夠統轄全局、深悉軍政的層次，就能明白大軍調度是牽連多么廣泛的難事，絕非想象中一聲令下那么簡單。
此時荊州、交州全力擊破曹軍本部，但本軍折損巨大，據說許多得力的校尉、司馬，連帶著整個營頭都打沒了，將士們體力和精神的消耗更是驚人。
高強度的作戰下，兩州數年積蓄的糧秣、軍械近乎消耗一空。縱使還有些壓箱底的余量，都要賴以鎮壓新擴的領地，絕不足以縱橫中原。
至于關中這邊，雖然這些年來竭力打通秦嶺、隴山的諸多交通孔道，可轉運艱難的問題始終存在。此前屯放在漢中南鄭的巨量物資，因為在戰事初起時同時支撐涼州和上庸兩個方向，消耗極其迅速。而益州存糧再怎么急速轉運，考慮道路承載、糧秣貯存條件、沿途民伕輔兵的調動規模等等，總有個上限。
這也是劉備始終留諸葛亮在后方的重要原因，除了諸葛亮，也實在沒人能把隔著千山萬水、僅以狹窄山道相連的諸多區域捏合為一體，統籌其物資調入調出了。
但益州軍在關中十萬眾，涼州各部和附從的羌胡部落之兵，又有將近三萬。這十三萬張嘴，即使有諸葛亮帶著軍師將軍府文吏體系全力以赴，也不是那么好供給的。從十月起，攻入關中的張飛等部，便開始吃起了牛羊。
這可不是好事。涼州羌胡將士視牛羊為衣食之源，極其珍惜，平時頂多吃些乳酪，哪里舍得吃牛羊肉？這時候軍師將軍府從涼州調度牛羊到關中，固然證明了中樞對涼州的有力掌控，也足見益州方面支應不易，需要涼隴的協助了。
既然己方的軍事、經濟力量即將逼近極限，對河北、中原等地的政治攻勢，又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如果不以軍力，只靠著政治上的威懾和號召來括取土地，那絕不是真正的勝利，反倒會留下極大的隱患。當年的袁術便是失敗的典范，堪為后人笑柄。
身為亂世中崛起的英雄，劉備固然高舉仁義的大旗，卻絕不迂腐。他深知一切都建立在兵強馬壯的基礎上，對那種虛假的勝利并無興趣。
傳檄天下這種事情，不是不可以做。但一定是要在己方占據了政治、軍事、經濟上全面優勢，能夠切實掌握每一塊降伏的土地以后，才能去做。而以當前的軍事能力，首要的、也是唯一可行的目標，便是攻取長安，實現對關中的穩固控制。
對漢中王的這個意圖，關中曹軍自然是不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