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一年，朝廷明文規定：“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給柴、米、鹽、菜，歇工停給”
洪武二十四年，全國經濟已經恢復，進一步規定：“凡在內府役作的工匠，量其勞力，日給鈔貫”。
永樂十九年，朝廷另又發出了一個按月支糧的法令：“令內府尚衣、司禮、司設等監，織染、針工、銀作等局南京帶來人匠，每月支糧三斗，無工停支。”
……
當下的工匠待遇有月糧和直米的分別，月糧是按月發給的，只要有名額，并按規定服役，就得享受，月糧由工部支付。直米則是計日發給，在工有米，由光祿寺支付，等于伙食津貼。
只是這些服務于各衙門的工匠，其實亦是過得不容易，他們都是憑著技藝而獲取廉價報酬的普通百姓，為大明或是建房，或是造船，又或是造炮等，但如今卻成為了大明財政問題的“犧牲品”。
雖然朝廷上層是發現“冗員”的問題，知道大明的公務員人數過多，但這一個個官員卻都在“裝睡”，屠刀斬向了這些用勞動換取報酬的工匠群體。
面對著朝廷的這一個決定，林晧然心里不由得輕嘆一聲，對于當下的朝廷深感無奈。
因為這把屠刀揮下的結果，卻不可能解決得了大明的財政問題，而會致使輪班工匠更受其累，衍生出新的弊病。
一旦在京服務的工匠人數減少，那必然會致使衙門對輪班工匠的需求上升。
跟著住坐工匠和軍匠相比，輪班工匠提供的是無償勞動。他們分散于地方，按著規定時間輪流赴京服役，只是上工之日沒有收入，連往返京師的盤費都要自籌。
離著京城較近還好，他們還能承擔這種徭役；若離得較遠的工匠，那就要變賣家財，甚至是賣兒賣女來籌集路費。
亦是如此，跟著那些繳不起稅的貧民很是相似，大明很多技藝精湛的工匠最終只能選擇逃亡于山林，從而成為大明的黑戶，或者直接淪為盜賊。
有時不得不承認，朝廷看似做了很多有利于國家的事情，但最后反而不如不做。
廣東遭遇倭寇的事情亦是見了邸報：“倭入廣東，屢犯揭陽、海豐，盜掠縱火，無惡不作，氣焰乖張，民心惶惶。”
邸報匯集兩京十三省的大小事情，涉及的地方極廣，但內容又過于簡略。林晧然只能挑著重要的來細讀，主要的研讀對象還是京城和廣東省，偶爾才會關注江浙那邊。
這期的邸報并沒有過于重要的東西，很多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在翻完邸報后，林晧然喝了一口茶，又翻開了最新一期的。
這個由他一手創辦的刊物，如今在大明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大，銷售量更是驚人。他們已經在多個地方已經建了分銷點，銷售網絡由京城輻射到廣州府，每期冊數都能穩穩在十五萬冊以上。
每期十五萬冊，這絕對是一項驚人的數據。若是將比作是影視作品，那期期都是“爆款”，是絕對的票房保證。
不僅僅是經濟效益驚人，它的政治影響力亦是日益壯大。他的未來岳父吳山的聲望驟升，隱隱成為清流的領軍人，呼吁他入閣的聲音越來越高。
另外，這的最大看點還是造星能力。
雖然現在的才子還是有些市場，但由于科舉的關系，影響力早不及唐宋時期，明朝當下其實還是更重視于策論。
到了舉人這個層次，只有寫得一篇好的策論，這才能更容易揚名，才能成為李白之類的風流才子。
只是一篇好的策論實屬難得，一般的士子的策論太過“理想化”，而老油條又是“馬拍文”，很難出現有政見成熟的策論出現。
另外，策論并沒有評判標準，且不論時而政見相佐，很多策論根本無法分出優劣。更多還是靠著出錢舉辦文會“造勢”，從而成為所謂的才子，但這種才子的水分卻很大。
只是隨著的橫空出世，這翰林院修檢廳便解決了這個問題，成為了最在威望的評判機構，且擁有讓某個普通士子一夜成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