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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香江，李擎就感覺到了香江電影的蕭條。
整個暑期檔，只有張國容、袁詠義、劉嘉鈴主演的《金枝玉葉》票房還可以，但也沒有達到三千萬港元，《梁祝》一千七百萬，《錦繡前程》和《西楚霸王》分別一千七百萬和一千五百萬，其它影片的票房幾乎全都在四百萬以下，讓片商連本都回不來，要不是還有錄像帶渠道給他們兜底，他們全都得賠死。
要知道，這可是暑期檔，往年的暑期檔至少得有兩三部三四千萬數部兩千萬以上電影的暑期檔。
香江電影界的人已經開始呼吁政府成立“電影發展局”，挽救港片的危局。
與此同時，關于電影，內地也發生了一件大事。
在關貿協議剛剛簽署、世貿談判即將啟動、中美兩國每年為了“最惠國待遇”而唇槍舌戰的背景下，中影公司在更高層的首肯下，與美國片商完成了經年持久的談判，開啟了“進口分賬大片”模式——中國開放電影進口（受惠的其實只有美國及香港）。
這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就在新中國第一部好萊塢分賬片《亡命天涯》的上映前夜，時任京都市海淀區電影公司總經理的韓茂瑞，開著自己的桑塔納，帶著影片的八個拷貝滿城轉悠，以躲避京都市文化局及京都市電影公司的“追捕”——中影公司的進口改革遭到了各省電影公司的聯名抵制，中國電影從業者在當時分裂為兩派，一方認為美國大片入境必然導致本土電影的消亡，而另一方則認為只有美國大片才能救市、挽回被電視擊潰的中國電影（放映）事業。而這兩個分別基于文化和經濟考量的對立觀點，從此以后一直附體在中國電影和電影人的身上。開放進口的大門打開就不可能再合上，從此以后，中國電影業的每一次變革變動，幾乎都離不開美國大片帶來的壓力和動力。
至于在觀眾層面，美國大片的到來也意味著一個新紀元。雖然有賴錄像機、VCD、LD的普及，翻錄的美國電影香港電影已經進入了不少國人的生活，但電影院里也有了哈里森·福特、阿諾·施瓦辛格，意義畢竟不同凡響，就像八十年代初高倉健、阿蘭·德龍走紅全國一樣，這一次在官方的許可和鼓勵下，中國人終于“和國際接軌”，開始了對美式（及港式）生活方式的注視、迷戀及模仿。
雖然進口配額極為有限，每年只有十部，分賬條件很是苛刻，只有百分之十三，但這對于想打開內地電影市場的電影人來說，仍是一場巨大的勝利。
分賬電影和買斷電影有很大的差別，尤其是分賬電影和被國企買斷的電影，其差別更大！
改革開放之前，國企旱澇保收的性質注定其不會對買來的電影的發行情況太上心。
而制片方已經將電影在內地的版權一次性賣出去了，還會管它票房如何？
所以，被國企買斷的電影的票房通常都不怎么樣。
退一步說，即便是電影的票房賣得不錯，賬面上也是差得要死，至于這是為什么，但凡是有點閱歷的人都能想明白其中的原因。
分賬電影則不同，它涉及到多方的利益，自然有人在背后推動，讓其盡可能多的賣票房。
對于好萊塢電影而言，這無疑是一場重大的勝利，因為它們又打開了一個市場。
而對于失去所有外埠市場就連本埠市場都即將不保已經走向沒落的香江電影而言，打開了門的內地電影市場則給了它們一絲生機。
……
李擎之所以在這個極為重要的時刻返回香江，是因為有一件對李擎而言極為重要的事——劉砃和蔣斳斳快要生了。
劉砃和蔣斳斳已經很懂事了，她們十月懷胎都沒讓實在是太忙又正處于事業上升期的李擎相陪，只有趙名名和一眾傭人照顧她們。
如今劉砃和蔣斳斳都快要生了，李擎要是再不回來看看，陪她們生孩子，那就太不對了。
說起來，很多事情都是天意。
劉砃以怕疼為由，不想順產，想刨腹產，并且提前半個月就準備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