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政治制度的架構和儒門士人們對選官權力的壟斷本身就造成了漢帝容易被架空的局面。
這個局面一旦形成，漢帝本人的地位就十分危險，皇權也將被其他人搶奪走，想要奪回來并不容易。
郭某人鉆了這個大空子之后，自然不會將這個空子留給別人，讓別人也走他的路子，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他要進行一定量的改變。
這個改變不能是一蹴而就的，那樣的話會過早暴露他的**之心，引起群臣的猜疑。
他要一點一點的改變。
首先，從中央開始，從三公九卿開始。
東漢的中央政治制度總結起來就是以三公九卿為基本架構，但是實際政治權力已經完全轉移到尚書臺，是三省六部的雛形。
東漢不置宰相，執掌尚書臺的人會成為事實上的宰相，而往往執掌尚書臺的人也會有太傅太尉之類的名譽加官，以示地位高，這個時候再“錄尚書事”，則權力大，尚書令反倒不常置。
漢帝的本意是要通過尚書令的出現奪取士人的權力，可最后卻出現了三公錄尚書事的局面。
東漢的三公是很特殊的，在二重君主體制下，三公、刺史和郡守是可以開府辟召屬吏的。
郡守開府，是用來籠絡所守地方豪族并且完成皇權與地方治權相銜接的渠道。
州部開府，主要是用來履行刺史的行政監察權與亂時臨時軍事調度權的渠道。
而三公開府，就是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潁川陳氏荀氏等頂級經學士族用來營造全國性門生故吏網絡的渠道。
一旦三公錄尚書事，就可以通過開府來辟召屬吏，執掌權力，權傾天下，使得身為政治花瓶的三公具備實際權勢，這種狀態下的三公就是實際上的宰相，而且比宰相更加尊貴。
正因為此，才會有一旦出現災厄就要罷免三公的反制措施誕生。
士人再強，也要對上天妥協。
郭鵬建立魏帝國以后的一大政治目標就是從中央到地方全面終止官員開府的可能性，終止二重君主制，無論是三公還是三公級別的將軍以及地方刺史、郡守，他都不能允許他們開府。
可是目前而言，他辦不到。
他雖然權力最大，但并非是唯一掌握權力的。
只要不是造反，門生故吏就要跟隨舉主行動，和舉主統一步調，這是對皇權最**的挑戰和諷刺。
可笑的是，東漢歷代皇帝對此無能為力，只能坐視這樣的規矩變成政治潛規則，變成大家都認同的連皇帝都不能違背的規則。
郭某人的手腳也被這樣束縛住，所以在身為民的時候，他竭盡全力擴大郭氏故吏的團體和權力，就是為了在這個時候成為他們的第一重君主也是第二重君主，各種意義上獲得他們的效忠。
但是他的最終目的不是發揚光大二重君主制，而是要從根本上廢除二重君主制這個荒謬的存在，把二重君主變回一重君主，實現皇帝的集權。
這種奇怪的制度有它誕生的必然性，但是對于郭鵬來說，這是不能接受的。
而若要廢除官員本身的辟召之權，終結二重君主現象，廢除察舉另立科舉就是必須的。
察舉不廢除，科舉的規矩不確立，他辦不到這件事情，他不能獨享君主的權力。
他的權力再大，威望再大，也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士人政治的基礎，無法廢除二重君主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