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因為種種現實因素，比如爭霸時期的特殊需要等等，還有官員數量不夠，郭鵬一直沒有重新規定魏帝國的官員任期制度。
魏帝國官員大多數只是正常的升遷調任，基層變動還是比較頻繁的，不過頂層，比如各州刺史，那是很久都沒有變動過了。
鮮于輔在幽州做刺史已經做了超過十年，就是因為郭鵬一直找不到能取代他的人。
沒人能像鮮于輔那樣平衡幽州各方勢力，維系魏帝國在幽州的統治，地方勢力和中央勢力需要得到一個平衡，而鮮于輔就是地方勢力和中央勢力的最大公約數。
在郭鵬沒有處理掉內憂外患之前，中央和地方的基本矛盾不是他愿意著手的，等到他把外部的憂患全部處理掉，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威望之后，才開始對這個矛盾下手。
長期依靠最大公約數來維持統治是不行的，不符合魏帝國的利益。
所以在科舉制度正式推行以及地方豪強實力被連根拔起的當下，郭鵬決定正式推動魏帝國的官員任期制度。
地方上，將村長、鄉長兩級首腦的任期定為兩年，縣令的任期定為四年，郡守任期定為五年，刺史的任期定為七年。
時限一到，便由吏部安排調職或者升職或者降職罷職。
升職的必然是少數，調職的是多數，降職罷職的……希望是少數。
能升到中央擔任高官的自然是少數中的少數，其他一些注定不可能高升的，就會平級調動到其他相對應的虛職上，讓他直接安度晚年了。
中央各官署的官職也被相對應的規定了任期。
中央官員的最長任期不超過七年，最短任期不低于一年。
總體而言，魏帝國官員任期制度在原則上是地位越低的，任期越短，因為的確沒什么太多的事情好做，諸事繁雜，影響力有限。
地位越高的，任期越長，因為地位越高的需要就越需要主持參與一些國家級政策的實施。
大政策的實施需要時間，交接也好，政策推進也好，都需要大量的時間，不是簡簡單單拍腦袋就可以的。
一般的文書小吏郎官之類的，一年任期之后就差不多可以尋求升職和調任了。
而九部尚書、參謀令、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這一類的高官，自然有著七年的任期，推進更多的需要長時間來印證的政策。
這個規矩即刻生效，中央吏部需要根據這個原則，開始主持工作，主持官員的職位調動。
這個新規定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也不會有什么反對的聲音，被直接通過。
皇帝在大亂之后推行的第一個政策，自然很重要，不會有誰敢于反對。
本來郭鵬還想著把官員退休制度也給推動一下，不過考慮到之后還有不少大事要辦，這件事情就暫時被擱置了。
否則又是一陣拉扯。
延德九年七月底，洛陽中央又發生了幾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是皇太子郭瑾因為討伐西域有功，被皇帝郭鵬任命為河南尹，兼任首陽山講武堂堂主，負責管理河南尹地區和首陽山講武堂的日常工作。
皇帝給皇太子升官兒了，不僅要做首都地區的行政主管，還要兼掌首陽山講武堂。
河南尹，相當于一個郡，但是因為帝都洛陽就在河南尹，所以稱河南尹而不稱河南郡，以為分別。
河南尹地位特殊，不過具體執掌和一個太守并無區別，考慮到之前皇太子曾經擔任縣令，如今擔任河南尹，算是正常的職務升遷，并沒有太多特別的地方。
要說特別，也就是皇太子擔任首都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頗為有趣。
但是另外一點就不得不引人注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