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衣社的工作一天都沒有停頓，陸續有干部潛伏到前沿陣地，觀察敵我雙方的交戰情況，收集到的情報自然而真實，讀上去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這些情報不是各部隊的作戰報告所能代替的，部隊打仗主要關注兵力部署，進攻和撤退的時間點，注意力不會放在情報收集上。
路鳴讀著這些收集上來的情報，心里慨嘆：真想要弄到第一手資料，還是需要有人在敵人中間，最好是在敵人的心臟里活動。
路鳴確認一直縈繞在心頭的這件事是正確的，開辦特工學校的念頭越發膨脹起來。
不過現在時機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府當然沒心思理會這種事，只能等這次事件平息后再做打算。
第五軍入駐上海后，日本海軍終于承認進攻失敗，不得不向陸軍求援。
日本大本營命令精銳第九師團火速增援上海，在1932年2月16日在上海吳淞登陸，完成集結。
日本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向蔡廷鍇將軍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軍隊完全撤出陣地，解除敵對狀態，第十九路軍的回應就是對日軍陣地猛烈開火。
2月20日，日軍步坦協同、在海空軍強大火力掩護下，由植田謙吉親自指揮向我軍陣地發起猛撲，第十九路軍官兵依然死戰不退，擊退了第九師團的猖狂進攻。
其后敵我雙方又發生多次大規模交戰，87師、88師在張文白將軍指揮下，重創日軍王牌部隊第九師團和久留米混成旅團的精銳，取得“廟行大捷”。
這也是自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對日軍的首次大捷，有效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戰事一直持續到25日，遭受重創的第九師團已經無力發動進攻，只好垂頭喪氣地請求國內繼續增援。
路鳴這些日子一直待在藍衣社研究戰報和情報，并且對這些情報進行歸納和總結。
這些基礎工作本來屬于下面各個處室，不過他喜歡親力親為，經過研判得出結論，自己心里似乎更踏實一些。
雖然日軍已經動用了陸軍第九師團，還裝出可能會進一步增兵的態勢，但是路鳴卻感覺日軍的行動已經到了收尾階段。
路鳴對所掌握的情報分析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軍之所以打得如此兇猛瘋狂，其用意并不在于占領上海多少地方，而是特意顯示并放大其軍事實力，以此掩蓋真實的目的。
日本盡管狡詐，真實目的也不難判斷：為了在以后的談判中訛詐中國獲取更多籌碼。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將溥儀從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帶出，經大沽口、營口、旅順后抵達撫順，隨后被接到東北長春。
這期間日本國內政界和軍界也上演了一場明爭暗斗。
日本外交界一直不同意關東軍的主張，他們一直在想法阻撓關東軍把溥儀接到東北成立滿洲國的行動，可惜外交沒能壓倒軍事。
說到底，還是日本天皇裕仁心存亞洲霸權，乃至更大的野心，這給了日本軍方好戰之徒有了可乘之機。
1932年2月28日，應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凱萊的邀請，中國外交代表顧維鈞和第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登上英艦“肯特號”，與日本海軍司令野村、首相私人代表松岡洋右（后任日本外相）會晤。
雙方磋商三個多小時，達成了諒解事項五條，具體內容不贅述了。
這五項事項基本內容就是中日雙方軍隊同時撤退，中國軍隊撤出筑壘區域，日方軍隊撤回軍艦，中間地域為緩沖區，由中國官員負責，并由中國警察維持秩序，所有行動由中日雙方代表和中立國代表監督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