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鳴沒有同意安恭根的請求，這次行動跟綁架小澤征四郎不一樣，主要是他的身份發生了變化。
綁架小澤征四郎時安恭根還沒有在政府任職，完全是個人行為，現在他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民國政府的形象。
如果還是像上次那樣做，且不說能不能成功，即便能成功，也會把民國政府和謙田都拉下水，造成嚴重的外交事件。
謙田在日本領事館的處境本來就已經很危險，如果冒失參與刺殺行動，稍有不慎露出馬腳，就坐實了叛國罪，領事館也無法再保護他了。
謙田會被押回國內審判，那樣的話只有死路一條。
謙田是路鳴僅有的日本朋友，真正的國際友人，路鳴決不可能讓謙田承擔如此大的風險。
謙田畢竟不是中國人，也不是韓國人，必須尊重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反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
“這件事我考慮一下，一定會有辦法的，你那里先籌劃著，我一定能想出辦法讓你的人進入虹橋公園。”路鳴說道。
“還是路少爺考慮得周全，我們先制定具體的行動方案，盡量周密詳細，再拿來給你定奪。”安恭根下了決心要做這件事，路鳴并不反對，他也就放心走了。
這段時間，藍衣社也經歷了一次重大改革。
三月份，藍衣社正式啟用原定的名稱：中華復興社，簡稱復興社，改由賀衷寒擔任社長。
康澤也接到調令，升任少將，去江西組建剿-共特別行動大隊，負責對付共-產-黨。
不過康澤暫時還沒有走，畢竟上海這里也不是一天兩天能交接完的。
路鳴依舊擔任復興社財務總監兼上海分社副社長。
原本總部提議由他擔任上海分社社長，路鳴主動請辭，把社長的位置讓了出來。
他也知道，因為他是盛有德的代表，所以蔣先生既不得不重用他，又不可能完全信任他，即便他當上了社長，也是要被架空的，還不如不當這個牌位社長。
本來康澤和路鳴都有意讓四處處長接任上海分社的社長，可是南京方面的任命書下來，卻是由六處處長翁百齡接任康澤的職位。
路鳴對此感到意外。
翁百齡在上海分社一直很低調，不像四處和五處的處長那樣愿意出頭，想不到最后勝出的居然是他。
康澤為此郁悶了好幾天，四處處長跟他的私人關系最好，本來他把這個職位許諾給四處處長了，想不到最后失信了。
康澤私下征求了四處處長的意見，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江西共事，做他的副手，軍銜可以由中校升到上校。
四處處長自然是感恩不盡。
康澤也對五處處長做了安排，他被調回南京總部擔任了重要職務，這樣上海分社內部機構就算擺平了。
這兩個處長的職位由他們手下的科長接任，這就是官場運作的法則。
對于康澤的離去，路鳴倒是不感到意外。
他早就知道鄧文儀和康澤甚至包括現在的賀衷寒，都不可能長期留在社里，他們只是領頭把這個組織建立起來，然后就會另有任命。
他們畢竟都是軍人，而且是蔣先生的親信心腹，蔣先生要擴軍，這些人就得去各處帶兵，不可能長期留在社里搞情報工作。
更何況這些人實在不是搞情報的材料，康澤擔任上海分社社長差不多一年時間，幾乎摸不著頭腦，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并不是說這些人搞情報就不行，而是說相對而言，他們領兵打仗或者做蔣先生的幕僚更能發揮作用。
路鳴對復興社的興趣也不大，他留在這里本來就是為盛有德搞情報的，另外他還一直在籌備特工學校的事。
這件事路鳴非常上心，他甚至想要從復興社里退出來，專門去做特工學校的事，可惜不行，盛有德需要他留在復興社里作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