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殺過人，兩個日本人，不過我從來沒抓過地下黨，當然是因為我不想抓。以后我也不會親手抓，但是別人要抓我也制止不了，所以才告訴你們這些情況。我也不是抓多了人有經驗了，這些經驗都是從警察部門，警備司令部還有各個情報部門那里學來的。”路鳴說道。
復興社成立后，一直跟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警察局有橫向聯系，也學習他們如何對付共-產-黨。
在如何甄別、如何審訊等方面，他們有一整套經驗，路鳴不過是從這些經驗里反推出應該如何反制。
“那要是我們接頭的時候被抓住怎么辦？”董先生問了一句。
他其實最擔心的就是這一點，如果正在跟同志接頭時被敵人人贓俱獲，那就怎么狡辯也沒用了。
“那就堅決不承認自己是來接頭的，就說自己受人之托，來給一個人送東西，自己不知情，被那個人騙了。”路鳴露出狡黠的笑道。
“鬼才會信，你會信嗎？”安意眼珠子一翻道。
“他們當然不信，如果事先得到了可靠情報，就更不信了，但你不能放棄掙扎，只要不松口承認自己的身份，就給能營救你們的人一個余地。如果你們的人出了叛徒，而且當面指認，那就沒任何辦法了，只有英勇就義一條路了。”路鳴說道。
董先生和安意都沉默下來，“就義”這個詞太沉重了。
這么多年來，不知有多少同志倒在敵人的屠刀下，英勇就義，許多同志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
路鳴的心里也很沉重，他想到的是在日本憲兵隊監獄里的尹奉吉，雖然有許多人想了各種辦法，但是根本沒有能力營救尹奉吉出獄。
“當然還有最后一種方式可以活命，那就是簽一張退黨聲明，發表在報刊上，國民黨對你們這樣的人還是有政策的，只要退黨就可以既往不咎。”路鳴邊說邊注意觀察他們的表情。
“這恐怕是騙術吧，他們抓到人了，怎么還會放掉？”董先生不相信。
“這不是欺騙，是真的這樣，地下黨假裝發表一篇退黨聲明，就可以保住性命，出來后繼續干就是了。”路鳴笑道。
“這個絕不可能！”董先生和安意同時說道。
“為什么不行？你們不是不忌諱欺騙敵人嗎？”路鳴詫異道。
“信仰是不能背叛的，哪怕是假裝的也不行，用這種方法欺騙敵人，首先是背叛了革命。”董先生正色道。
“這也太死板了吧？信仰也需要靈活一些，不管怎么說先保住有用之身，出來后繼續干革命啊。”路鳴撓撓頭說道。
董先生苦笑一聲，沒有繼續說話，安意也沒有說話，可是表情剛毅，顯示出這個話題沒有討論的余地。
“對于我黨來說，退黨聲明就意味著背叛，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不存在假裝不假裝的問題。”董先生解釋道。
“如果有同志假叛變了，或是聲明退黨了，黨的行動大隊，是不是就會對他采取鋤奸行動？”路鳴問道。
“這個也分兩種，如果只是單純地退黨，不跟敵人合作，也不傷害到我們的組織，我們也會放過一馬，畢竟這種信仰不堅定的軟骨頭，我們黨也不需要，但是如果這個人叛變了，跟敵人合作，反過來陷害自己的同志，那就要堅決鏟除。”董先生說道。
“是這樣啊。”路鳴倒是深有敬意，不過還是覺得這種做法可以探討、商量。
在路鳴看來，關鍵時刻，為了保存實力，欺騙敵人也是一種必要的手段。
他覺得不管什么信仰，總要先生存下來然后再談其他，可是他不知道對于共-產-黨人來說，信仰重于一切，人的生命的價值，就是為了保護信仰。
“反正說了這么多，其實就是告訴你們一件事，不管發生什么情況，只要有了麻煩，馬上說出我的名字，然后讓他們聯系我，其余的一切都交給我來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