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于，壞人就是壞人，在沒有法律的地方，他壞的肆無忌憚，在有法律的地方，他只是壞的不露鋒芒。甚至一些原本沒那么壞的商人，去國外經商，見慣了官商勾結和土皇帝橫行，也會變質。
長此以往，隨著壞人驅逐好人，守法者虧損倒閉，違法者發財起家，只能造成帝國豺狼當道，暗無天日。
因此，遏制資本家的不正當得利，查處資本家的違法行為，就不能僅限于帝國境內，在帝國之外的地方同樣如此。
曼城事變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李昭譽分別從內閣下屬的行政總院、議院的國家外交戰略委員會和安全局三處地方，得到了三份資料，同樣是曼城事變，三個機構的竟然產生了不同的定性。
安全局的情報只尊重事實，詳述了曼城事變的始末經過，并沒有拿出任何總結性的結論，或者說，其總結的幾點也只是事實，不能定性。
而行政總院的外交部的結論就完全是和稀泥似的，將之說成一個意外的，突發件，似乎是一個孤例。
議院那就是只有立場不講良心了，全篇只提了很少一部分華商和帝國銀行家的過錯，當也是避重就輕，還恬不知恥的將之視為個人行為、意外，把所有的責任推給了暹羅王。
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怪議院，因為報告是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出的，而這批人，幾乎全都是大資本家出身的議員。
最后，關于曼城事變的最終報告，其實是中廷根據安全局的情報出具的。
這份報告認為，是華商和部分帝國銀行家，以非法手段壟斷了暹羅的國家命脈，并且向政治權力進行滲透，威脅到了暹羅王的統治，最終引爆了曼城事變。
至于外交委員會所說的那些暹羅王的過錯，在中廷看來，那是從帝國的角度來衡量的，從一個封建君主的角度來衡量，那些都是常規操作，什么操縱審判，使用酷刑之類的，這在封建王權國家是最正常不過的了。
而且暹羅王是給足了帝國面子的，別說帝國銀行家，就連牽扯其中的華商和華人官員都一個沒殺，除了受了一些肉刑，就是被沒收了全部財產，這件事這么大，也沒有引發暹羅的排華浪潮，暹羅王仍舊堅持與帝國友好的政策。
而中廷出具的報告還得出結論，認為曼谷事變雖然是暹羅王的勝利，維護了暹羅的主權，但對暹羅未必完全是好事。雖然那些華商和華官是用一些陰謀手段意圖奪取權力，但從目的上來言，這是暹羅第一次對憲政的嘗試，如果這些人成功了，或許暹羅會成為東方第二個君主立憲制國家。
君主立憲制雖然不是什么完美的政治體制，但總比封建君主要強的多。
李昭譽幾乎一個月的時間沉浸在曼城事變的調查之中，他通過這一件事，搞清楚了帝國皇帝的統治邏輯和政治方針，而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這種成果是不能拿出來說的，這也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你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績，卻無法向人炫耀。
除了這個大的成果之外，李昭譽也有一項小的成果，那就是弄清楚了溫洛的邏輯。
對于溫洛這類有志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探索一條富強道路的統治者來說，帝國之于他們就是危機，既危險，又有機會。溫洛既希望獲得帝國的支持，經濟上、技術上和政治上，但又擔心被政治滲透和控制。
而且，即便溫洛是一個開明的人，但再開明的君主都不會開明到自己減少自己的權力，更不可能結束的自己的統治。
這不僅是溫洛一個人的邏輯，更是南洋所有藩屬國，亦或者帝國勢力范圍內幾乎所有國家和政治實體的邏輯。每個國家都想得到帝國的幫助，卻不想被控制。
李昭譽弄清楚了這些，才再次與溫洛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