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原本指望應節嚴為保住帝師的位置會提出反對意見，卻沒想到其稱陛下以沖齡即位柄政，感于身負幼主教育之重則大任，早就想上疏請開經筵。這意思很明白了，就是其十分同意，而他們兩位都同意了，誰還反對，便一致同意待回朝后呈請太后懿旨開經筵。
本來想著下雨天，又沒有什么事情，趙昺想請眾人吃個便飯，拉近些感情。可一聽這事兒興趣全無，氣哄哄的甩手走了，弄的大家摸不著頭腦，無端的小皇帝生的是哪門子氣。他卻是知道行朝瓊州入駐行宮后，出入宮禁并非像從前那樣方便，經筵日講幾乎成為這些儒臣們接近自己，施加影響的唯一機會。
趙昺知道儒臣們特別重視經筵，除了混個臉熟，還認為經筵制度的最終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涵養德行的重要措施；再有經筵制度還是一種政治制度，和歷代諫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駁制度、史官制度一樣，是對皇權的制約，強調道統高于政統，利用天道制約皇權的無限膨脹；另外經筵制度也是一種傳統的禮儀制度，但其背后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這根源就是理學，他們可以說是宋朝的制度休戚以共，共生共榮的。
這幾天趙昺下功夫從各方面了解和學習了宋朝的政治制度，又以自己前世所學進行了分析。發現宋朝的這些士大夫們不僅出奸佞，也出人才，他們下了一盤好大的棋。他們為了能讓儒家理論能始終占據統治地位，還通過各種手段對統治者或是未來的統治者施加影響，變相的對其進行洗腦，來維系以儒治天下政治制度。
作為一個理科生，趙昺前世對儒的理解除了課本中對孔子的簡介，及焚書坑儒和幾篇文言文外，知之甚少。當然也談不上偏見和討厭，那個時代宣傳的更多的是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無法評論其治國理論對國家與百姓有益，還是有害。
到了大宋朝后，趙昺發現雖然儒、道、佛并立，且也不排斥其它外部宗教，但占據主導地位的還是儒，除了對治國的思想外，還對人的日常生活施加著無處不在的影響，甚至對皇權也進行限制。他知道導致宋朝形成儒家獨大的局面是太祖趙匡胤造成的，不過他卻對此表示理解，其如此選擇雖出于無奈，可也算是明智的。
歷史上自先秦以降，經過千年無數次的屠殺和清洗，權力已經逐漸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們成為超越法律限制的人。趙昺想當年的趙匡胤當上皇帝后肯定也意識到權力是一柄雙刃劍，區別就在于怎么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愛，整個國家就會跟著享福；如果他們昏庸殘暴，整個社會就會一起遭殃。
怎樣在制度上對君主帝王進行制約，以免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呢各個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趙匡胤的做法是，讓文臣參與議政，指點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該帝王胸懷不夠寬大，聽不得批評，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后就沒有人敢再批評帝王了。于是趙匡胤做出規定，不殺諫官及士大夫。聰明的士大夫們便利用這個漏洞將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國綱領中。
自太祖和太宗兩位開國之君后，從北宋到南宋的十幾位皇帝都沒有什么大的作為，這個現象十分詭異，按照概率學說，大宋皇家這么多子孫怎么也應該出現一位又為的君主，結果卻是沒有，平庸之輩卻是滿地走。這不能不讓趙昺多想，他覺的應該以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受到的教育有關，而這些君主們毫無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禮，問題就可能出在這里。
從表面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樣，居于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權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權威”應當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現為實體性的執政權。這一點，跟后來標榜“乾綱獨斷”的明清政體很不一樣。理學家程頤解周易，提出天子只是天下的主權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個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征性元首，所向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
別看趙昺只研究了這么幾天，他就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程頤一個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學家的一種共識。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誡宋神宗，現在政務“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顯然，富弼反對君主“親批”政務，即便是皇帝天縱英明。南宋理學家陸九淵也說“人主高拱于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也是虛君的意思。
以趙昺所知和理解，這種政體更與近現代的君主立憲制，等于將皇帝架空了，失去了處理政務的權力。如此一來那國家應該由誰來治理呢宋人認為，是宰相。用程頤的話來說，“天下治亂系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腦，職權就是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