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卻有很多互通性，究其原因，西方文化的產生正是受了馬可波羅游記的刺激，歐洲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均與馬可波羅游記密切相關。但是中國漢文化對元朝文化的全盤否定，直到近代西學東漸，人們等于又把元朝那套東西撿了回來，可以說歷史和中國開了個大大的玩笑，但終歸還是被漢民族的文化所融合。
不過元朝對漢民族的殘酷壓迫是不容置疑的。蒙古人打死漢人，一般就罰數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漢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問原因，一律處死抵罪，并沒收家產交予蒙古人處理。在平毀所有漢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漢人士兵平時在軍中也進行武器管制。
下令漢人禁持弓箭，連各地廟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槍也被追繳入庫，廟里的關老爺都給換了把木刀。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轄地收繳所有武器，除把質量好的刀劍歸蒙古人使用及上繳兵庫外，其余一律銷毀。在元朝兩都宿衛軍中充值的漢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崗”，以防生變。
對士人除了長久間不再開科，斷了士人進入仕途的路徑外，蒙古人縱鐵騎而來摧枯拉朽般的滅金亡宋，自然將作為執政主體的士人為無用，待如奴隸，甚至在行業大排名中將他們幾與乞丐同列，九儒十丐成了那個文明淪喪、禮崩樂壞的最好注腳，還讓他們落了個傳于后世的臭老九之名。
但趙昺也從來瓊的士子們的言語中也聽出了弦外之音。蒙元占據江南后，忽必烈很快下令廢除宋經制總制等苛捐雜稅一百多項，并多次下詔減免全國或是地方的地稅和地租，可謂是廣施仁政。老百姓圖的是什么啊，不就是安居樂業，衣食富足，至于誰當皇帝卻并非十分在意。江南的士民于是從亡國之后的游移、徘徊、觀望態度，敵意逐漸消除，漸漸走向擁護元朝的立場。
所以說這次上千士子歸朝，看著風光熱鬧，可此次他們在報紙上投送的文章中少有披露元廷暴政，反應抗擊韃子的文章，多是些取笑蒙人不同的生活習俗及抹黑他們陋習的插科打諢。說明僅僅幾年時間就已經將國仇家恨淡忘了，若非蒙元做的太過，使得士人們再難施展抱負，說白了沒有了當官的通路。聽說行朝開科才不遠千里來碰碰運氣，說不定還能金榜題名。即便落榜說不定皇帝開恩，也會賞個功名。
此時趙昺不敢說這些士子都有這種僥幸心理，但是他以為也不會在少數。對于這種心情趙昺十分理解，畢竟遭此巨變，人的心理有些波動太過正常，曾經效忠的君王投降了，十年寒窗為之奮斗的目標不見了，被視為蠻夷的韃子卻成了國家新的主人，不免失落、彷徨，不知何去何從。
趙昺記起兩句詩“誰不誓捐軀，殺身良不易”。這兩句詩出自十六歲少年夏完淳的自嘆，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的革鼎交替之時，與當下何其相似。該詩作于順治三年，其時夏完淳的父親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盡，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為尼，剩下他和生母陸氏相依為命，四處漂泊，頗道出了他內心的彷徨。
從關內漢人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國奇變。對深受儒學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既要承受社稷傾覆、制度崩壞所造成的流離之苦和心理恐懼，又要忍受蠻族武力鎮壓下，不得不變發易服、投誠效順的精神屈辱。這讓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從的精神困境。
不過這次局勢的變化之快，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江南士人們很快發現，可供自己考慮的時間其實非常有限，許多選擇都是倉促之間做出的。雖然結果不外乎生死兩途，而過程卻極為復雜，但想過死的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開始時卻可能并沒打算要死。
對許多人來說，當國家覆亡的消息傳來時，最初的沖動可能都是赴死，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壓力應該越大。有詩壇“江左三大家”之稱的錢謙益、吳偉業和龔鼎孳，即為明證。三人中錢謙益文名最高，他因畏死而為后世所輕。吳偉業也想到了死，他曾“號慟欲自縊”，后在老母的哭勸下放棄了。龔鼎孳的經歷最曲折，李自成入京時，他“闔門投井，為居民救甦”，結果既降了大順，又降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