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孫吳最早設置軍鎮督的濡須，是孫吳長江防線上另一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軍事重鎮。濡須源出巢湖，向東南流經無為，東入長江，入口處即為濡須口。保江必爭淮，重兵駐守濡須，進可攻，退可守，進攻上可憑借孫吳精銳水師出巢湖，進擊合肥。
而合肥則是三國時魏吳必爭之地吳占合肥則可使中原震動；魏據合肥則吳之徐淮不得安寧。因此吳魏兩國交戰，多集中于對合肥的爭奪。而濡須既是孫吳進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御魏軍南下的堡壘，若濡須失則曹魏可順江東下，朝發而夕至建業，誠為吳之亡國之險。
建業處孫吳崛起之地，曾作為治所，而武昌也曾作為都城。孫吳在此統治基礎牢固，江東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業附近；且此處長江江面寬闊、浩渺，地處江南水鄉，河灣交叉，極利水師駐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
但是建業卻處長江下游，距上游防線甚遠，一旦有警，難以及時增援。而武昌則扼孫吳長江防線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應皖口、濡須、牛渚等地的軍事行動；同時還可以統兵經漢水，北上擊襄樊，進而震懾中原。
孫吳憑借西陵、濡須、武昌、建業等軍事重鎮各扼長江防線的險要之地，以成樞紐，上下策應。此外還多置水師船艦游弋于長江上下，以備不虞，整條長江防線上下呼應，一氣呵成。又布重兵于長江沿岸，以其境內的長江為依托形成一條不可輕易逾越的防線，如此孫吳得以立國江東，北拒曹魏，西抗蜀漢，這條長江防線在孫吳實現“限江自保”國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但是孫權并不完全甘心于僅僅“保有江東”，欲向江北進取，爭奪江淮。當然這也又鞏固長江防線之意，從歷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權不能將疆界推到淮河一線，而是困守長江，它的處境就很危險。這時它只有一道防線，如果北方軍隊突破長江，它就只能束手待斃了。要是能夠在淮河一帶建立有效的防線，處境就要安全多了。
北方政權要想攻取江南，那便要花費很大代價突破第一道防線，再穿越水道縱橫的淮南，這個過程要消耗北方軍隊很大的力量，有時候弄不好還要集體拉肚子。等他們趕到長江防線的時候，就已經不大中用了。而且要他們在穿越千里火線之后，再就地籌辦船只渡江，也不大容易。這時候，北方軍隊往往就只能眺望一下長江美景，天氣好的時候也許還可以看看對岸的江南小妞，然后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所以此后的東吳和北方的戰爭基本發生在淮河至長江一帶，雙方反復爭奪邊境的幾座城池，拿壕溝圍，拿水淹，搞破壞，搞反間，互相使了各種各樣傷陰騭的壞點子，后來慢慢地東吳還是吃了虧，邊境防線慢慢地退縮到了長江一帶。江淮失守使東吳政權實施限江自保的策略，而防線的后撤使東吳的首都建業建康暴露在敵人面前。
趙昺也知道守江必守淮的道理，但當下江南雖已收復大部地區，但是還有殘敵占據城池，平定也需分兵和時間。就是自己極力要建立的長江防線，也只攻取了下游的數個重鎮，中游的鄂州和江陵未收復。因而尚無力爭奪江淮地區，而即使作為重中之重的襄樊，在他們無法控制江淮的情況下，即使占領也難以守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