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切的說趙昺這個時候很迷茫，按照自己的性格和想法，陳宜中之流早就被殺了不知道多少遍。可以說自己從來到這個世界就被其陷害，險些丟了性命；其后在瓊州又百般阻撓行朝上島，以致朝廷一敗再敗險些亡國，可其在危機關頭卻拍拍屁股跑了；而當下形勢剛有了好轉，其又屁顛屁顛地跑回來，若老實的呆著也就罷了，偏偏又想跟自己搗亂。
所以說趙昺與陳宜中既有私怨，又有國恨，且任何一個的理由都能讓他動了殺機。可想想趙匡胤定下的不殺士大夫的祖制，其初愿也是為了能夠實現文人治國，消除軍閥割據，從而達到趙家天下千秋萬代的目的。從根兒里說是為了私利，但卻獲得了士人們的廣泛支持，進而激發了他們的熱情，取得了極大的社會效益。
要知道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之可貴，反之，一個壓迫慣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壓迫人，也難。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實施崇文抑武在趙匡胤前的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唐太宗同樣也做不到，因為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歷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
趙匡胤能作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間頻仍戰亂的歷史經驗。而且當初可能也沒有想的那么遠，只以為文人即使貪瀆，也不比武人作亂來的實在，更沒想的自己所為對后世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不過大宋王朝三百年，后代子孫勉勉強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雖然趙宋王朝并非沒有殺過士人的紀錄，亦沒有斷絕文字獄的惡政。
然而有一點不可抹煞，宋朝確實是殺士人較少的一朝、文字獄較少的一朝。兩宋王朝對于文人的優容，對于文化的扶掖，對于文明的提倡，對于文學和文藝的寬縱，也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值得肯定的時期了。趙昺忘記了前世哪位高人曾經說過
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應為后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才始為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且趙昺知道數百年后，中國沒有西方世界奉為國教的宗教傳統，的統治架構，國民皆是泛神論的實用主義者，他們信仰不一，供奉不專，也就是喜歡臨事抱佛腳。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五千年來中國人無信仰、無宗教。其實，中國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國人的宗教說到底也是文化。
所以文化精神被認為是有超越歷史而萬劫不滅的能量，被視文化為民族生命，視士人為國家棟梁，更是有史記載的三千多年以來中國人的精神傳承。在此意義上講誓言碑不僅具有著傳承的精神，更是猶如橫亙在中國腹地的長江一樣，枯水期再長永不會斷流。而即便到了現代，宋朝人的社會生活模式也為后世中國人所承襲，或者可以說現代的生活方式與秦、漢、唐，都不甚搭界，且從文化淵源上講與宋卻是最為接近的。
而趙昺正是因為上知三千年，后知八百年，才更加困惑。雖然自己知道趙匡胤留下的這么句話，對后世產生了極為積極的作用，但對于現在的自己卻沒有什么意義，反而成為自己前進道路上的攔路虎。想殺個背君忘義的家伙都這樣難，現在他不用多想就知道，一旦自己堅持要將其明正典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上書求情，甚至是罷朝抗議。
當年的張邦昌稱帝可是朝野皆稱該殺的家伙，但是真到了動手的時候，又都開始轉而求情，逼的趙構沒辦法只能將其改為流放，最后還是以其奸宿宮女的罪名逼其自殺，才算達成心愿，事后卻仍難逃被口誅筆伐。而這不由的讓趙昺想起前世一個有關領導們商量是修學校，還是修監獄的段子。當然結果大家都知道結果是修監獄，原因也很簡單學校他們是用不著了，但是監獄卻不一定。
所以一向腹黑的趙昺想當然的以為，那些士人們之所以百般吹捧誓言碑上的不殺士大夫，想出種種理由勸阻皇帝去誅殺一個罪大惡極的士大夫，其實就是為了給自己留條后路，萬一自己哪天遭難也不至于小命不保，因此完全是出于私心才會如此堅決阻撓。
趙昺當政后一向是對叛臣、漢奸實施最為嚴厲的處罰措施，由于形勢所迫并沒有人說三道四。而在收復江南后，他又發出鎮反的詔令，對曾與敵勾結的漢奸和叛臣進行鎮壓，其實就已經有人不滿，以為屠戮太盛。此前對秦林鋒一伙人的公開處決，應該說讓人心生惶恐的同時也產生了警覺，若再殺陳宜中很可能會激化矛盾，使他不能不考慮政治上的后果
在約談了趙孟錦和陳任翁兩位大將，安排好京畿地區的軍隊部署后，趙昺再次上路。自太湖進入運河南下，兩日后到達杭州城外碼頭下船。文天祥率領城中文武相迎，然后轉乘輅車自艮山門入城，然后沿御街前往北宮。他此次回城代表著大宋在臨安失陷十年后，重回故都，自然要極為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