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后各朝相比，宋朝對士大夫的禮遇是無與倫比的，因此，宋代除北宋前期有少數貪官污吏被處死刑外，其余時期，士大夫罕有被刀斧之刑者，對大臣最重的黜罰便是削職流配。禮遇與優給俸祿等措施相結合，培養了宋代士大夫積極參政議政的熱情，他們“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
但是宋代文官制度也帶來了各種嚴重的政治惡果。以致國力積弱，邊患深重，重文輕武，官僚隊伍過大，這些自不必多說了。而趙昺執政后這種狀況已經在逐步改觀，可讓他不大自在的是文臣們太愛管閑事，上自皇帝的所作所為，下及州縣官的一舉一動，凡有越禮背法者，皆有敢言之士極力彈劾。且為駁回皇帝或宰相的某些決定，有接連上十余封乃至二十封奏疏者，即使棄官降職，也在所不辭。
當然若是只是讓自己不自在，趙昺也能容忍，且以為有些不同的聲音也并非全是壞事，畢竟真理也是在爭論中產生的嗎不過若是事無巨細皆要事事關心，連自己的家事也不放過，甚至干涉自己的隱私那就過了。這種行為已經不只是讓他不自在，而是厭惡了。
以趙昺這么多年與文臣們的斗爭經驗，他以為此事絕不是為了那么點修繕費的問題，因為這點錢無論是自己，還是朝官們都清楚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而朝廷對內廷的消費，實行以外統內的制度，看似貫可打著使后代子孫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的大旗合情合理，其實是另有深意的。
而朱熹的一段話也將士人們的意圖暴露無遺，其曰君主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發之私。
以趙昺這個當事人解讀，其中意思就是說天子無私財，而應以天下為家。天子的私事，便是天下的公事；天下的財產，也是天下人的財產。因此，君主不能揮霍無度，君主怎么花錢，需要政府批準。即內廷的一切用度，須經外朝的宰相核準，宰相不批準，內廷便拿不到錢。內廷用度如果超出預算，會受到政府的查問。臺諫如果認為政府批準了內廷的不當消費，還要提出彈劾。
這種制度好像是勸導皇帝要以天下為公，這種理念看似符合現代民主的思想，是時代的進步，若是放在幾百年后完全沒有問題。但擱在現在就是大逆不道，首先便違背了封建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制思想基礎，破壞了君與臣之間的階級關系。
若是再以趙昺的腹黑心理做深層次的解讀，那就更覺的觸目驚心，他不能不懷疑士大夫們是欲借助君王的恩寵來篡班奪權，試圖將皇帝架空，當做一個傀儡，聽從他們擺布的木偶，有功是他們的，出了錯就讓他背鍋。而限制消費，在現代任何人都知道這是老子管教啃老子女的最有效的方法，被斷了經濟來源的傻孩子就不得不屈服，按照他們的意愿行事。
而宋朝歷代的皇帝并非都是昏聵不堪之徒，那為何明知這樣會削弱自己的權力，甚至會奪取自己的帝位，卻又往往忍下這口氣呢趙昺以為這也正是太祖的英明之處，算準了士人的人心，且又通過科舉打破了固有的門閥階層，使庶民子弟得以登堂入室，形成了士人治國的體制。
宋政府的優遇，還大大激發了宋代士大夫踐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封建王朝的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惟恐朝廷有弊政引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因此，以天下為已任，并形成了范仲淹“先天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代表的優秀思想。這種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關心國事、關心民生，為支撐趙宋政權的統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王室當然欣賞這種感激奮發的忠誠，因此也堅定了他們依賴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決心。特別關鍵的一點是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沒有勢家勢力作為社會背景，故也沒有深厚的社會根基和實力，其榮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極人臣，也不會對趙宋王朝構成潛在威脅。
投桃報李之下，布衣卿相的仕宦經歷決定了他們對趙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對皇室的依附性極強。而他們的權力來源又決定了他們一旦被罷免，就不再對朝政發揮影響，如果不是皇帝對老臣的恩惠，他們甚至在朝廷中不會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所以皇帝對士大夫的放縱和容忍是建立在確保皇位不失基礎之上。
但是在趙昺看來更像是一種政治交換，以此達到皇權和相權的平衡。因此這次尚書省的介入又是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士大夫們一直試圖為皇帝立規矩，而皇帝則要擺脫控制。當然也有皇帝樂在其中的，比如那位一直被作為教育趙昺的典范仁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