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贊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顯的對立。即使蔭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階層才是這項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會有人真心的去反對，否則便會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親祀賞賚則是賞賜軍隊官兵。此屬于起于唐朝的舊例，但賞賜的范圍有限，僅為衛隊和儀仗隊。不過到了五代時期賞軍的范圍就大為擴大了。在趙昺看來其實可以視作皇帝和軍隊交換特權的一個政治條件，而宋朝之所以還要繼續維持這項制度，他以為純粹是太祖趙匡胤篡權奪位后留下的心病。
實際上，正是五代連綿不斷、此伏彼起的兵變，給趙匡胤留下難以抹去的陰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來長期戰亂局面以后建立起來的，使得其在親祀賞軍問題上形成這種欲行不忍、欲罷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漸漸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為皇帝親祀的主要政治內容。
賞軍花費巨大，也就導致南渡以后，當郊祀之年，因為貲用不足不得不權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會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義進行不就可以將花費轉移出去了嗎但是趙昺卻會說，你才傻呢其實在他看來作為宗教活動的祭祀，其實發展到此刻性質已經發生了異變，原來作為宗教活動的一些政治附加赦免、蔭子、賞賚卻逐漸變成了主要內容。
因此，與其說宋代的親祀大禮是宗教活動，還不如說是借用宗教形式而舉行的政治活動，是皇帝用以提高個人迷信的國家盛典。且將此置于親祀的場合，亦正是封建專制主義進一步加強的政治特點在郊祀制度中的反映。一切恩賞都冠以皇帝的名義，無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然而又由于隆重得太過分，使得常祀的地位下降了，親祀的地位上升了，同時又造成了國家在財政上的危機。
琢磨透了這件事情，趙昺也就想通了一件事情，什么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就連一脈相承的傳統禮法在實際中都不斷的在演變、在異化，又何來亙古不變的家法，不過是他們以此作為阻礙自己革新的借口罷了，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為自己的所為傷害了他們的利益。
“他們打得一手好算盤”而此次自己親祭皆是以皇帝的名義進行，當然所費也皆出自內藏庫，這對于趙昺本就已經空了的錢包可以說是雪上加霜，這不得不讓他懷疑這又是一個坑，自己若是失去了左右國家財政的能力，必然要向朝廷要錢，那時候再有人參自己隨意浪費國孥，就不再是誹謗圣上，那是實打實的要老實聽喝了。
當下的趙昺覺得自己走到了地雷陣中，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有差池就在腳下炸響，自己都不知道會崩出個什么東西來，但受傷的肯定是自己。而他也明白這只是剛剛開始，隨著形勢的發展皇權與相權的爭斗將更為激烈，卻非隨著他的意志為轉移。
趙昺也知道自己這個皇帝要當下去，就無法擺脫政治斗爭的漩渦，要不斷的去戰斗，也就應了那句生命不息戰斗不止，與天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這就是當皇帝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終生擺脫不了的夢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