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不是想為自己的祖宗招魂，也無意為其洗白，說心里話自己與他根本沒有一毛錢的關系，自己只是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場上就事論事。
在端平元年，金國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金國滅亡。宋大將孟珙率軍隊載著金哀宗的遺骨回到南都城臨安，將金哀宗的遺骨送到太廟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過的先人，舉國上下是一片歡欣，朝中也舉行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可以說士氣正旺。
而也在這一年，執掌南宋大權二十余年的史彌遠在死去后，年輕的理宗終于迎來了親政。他意圖有所作為，主導了一場“端平更化”，蕩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更急于擺脫史彌遠留下的那種持重政策帶來的收縮防御影響，并以積極進取的軍事行動是配合了他的所謂端平更化。
而蒙古這邊，大汗窩闊臺考慮到糧草不足、天氣轉熱，將大軍北撤黃河以北，河南就成了無人占領的地區。在黃河南邊的只有大將速不臺和塔察兒兩支機動部隊，其余的守備部隊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編的漢軍。且當時宋蒙之間對河南的歸屬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河南便成了無人占領的空白區。
理宗血氣方剛，正欲行恢復之計，趙范、趙葵兄弟此時提出趁蒙古北撤之機，出兵北伐，撫定中原、堅守黃河、占據潼關、收復三京。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態，非常贊成出兵中原。采納了趙氏兄弟提出的“踞關守河”的建議，即西守潼關、北依黃河與蒙古對峙，這需要收復包括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應天府三京在內的中原地帶。
趙昺因為理宗皇帝的眼光還是不錯的，至少趙昺以為當時確是一把好局，手里的牌也不錯，而決定出兵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與合理性。從政治上講正是擺脫史彌遠的陰影，通過一場勝利來樹立自己的威信，為自己的革新鋪平道路；從軍事上將占據三京不僅實現了重回中原的目標，也大大的改變了南渡之后窘迫的防御態勢，說不定還能給大宋朝續命，自然也不用他這么辛苦了。
問題是自己這位爺爺明顯沒有經歷過自己的苦難，更沒有機會穿越千年，所以其雖然拿著一把好牌卻沒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結果。當時南宋宰相鄭清之主持滅金之戰，但兵部尚書史嵩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及剛因史彌遠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樞密院副都承吳淵、淮西總領吳潛等多數大臣均持反對意見。
理宗皇帝沒有認清當下的形勢，也沒有估計到后果的嚴重性。而是在這樣一片反對聲中，下詔“求直言”表示自己要從善如流，但這只是表明工作，結果還是悍然決定出兵。更為嚴重的是理宗皇帝剛剛親政，沒有意識到人心叵測的真諦，根本玩兒不轉，又遇到了一幫豬隊友，失敗在決策之初就埋下了伏筆。
另外對于久居宮中，又在史彌遠的遮蔽下對于蒙元的了解十分有限，尤其是對于其恐怖的破壞力可謂是一無所知。那真是寸草不留，雞犬升天，以致守護洛陽城的敵軍只有七個人，而他還幻想著就糧當地，以解決運輸上的困難，進而導致對于困難估計的嚴重不足。
但一切都已無法阻止理宗實現壯志的雄心，而牌局也在這種氛圍下開始了。但趙昺覺得這個時候就已經決定了戰爭的勝負，因而他已經發現大宋的皇帝都有一個通病，他們有魄力去冒險一搏，卻沒有魄力去全力一搏，在這種國運賭博中以小博大偏偏還畏首畏尾，無論戰和都大打折扣，而既然沒有盡全力，居然也敢大大咧咧地不買保險不做風險預案，以至于兩淮入洛精銳，連有序撤退都做不到，白白浪費有生力量。
南宋覆亡的命運，明確的走勢從那一刻開始便已注定。至于理宗君臣，理宗自然不會承認自己“至暗”，鄭清之也不會認為自己“甚奸”。其后的檢討自然是皇帝下罪己詔，主戰派盡數被革職，而那些反對者則成了真正的贏家，倍受挫折的理宗也沉迷于女色，自后大宋再無人提北伐。
但是趙昺認為失敗理宗有一定的責任，但是應當負主要責任的正是那些反對者，正是因為他們的非暴力不合作，且在生死攸關的執行上居然也敢扯后腿，當時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的不配合，史嵩之的借口是當時沒糧運。聯蒙滅金時運輸是從京湖方面運輸的，端平入洛是從兩淮方面進入北方的。從端平入洛后趙范轉任京湖制置使來看，理宗完全有能力任命一個配合北伐的京湖制置使，可正是這點疏忽使北伐的宋軍幾乎都被餓死了。
決策、執行體系的嚴重失誤，嚴重的內耗，導致了無法挽回的結果。這對于趙昺來說是前車之鑒，也讓他意識到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這句話是多么正確，雖然他對自己的計劃充滿信心，但是對于眼前內政的紛亂，讓趙昺底氣不足。而一場大敗無論是從軍事上，還是政治上對于剛剛親政的他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寧可錯過也不能貿然行事
“陛下的意思是要放棄收復兩淮”陸秀夫也終于嗅出了小皇帝話中的味道，說是提問不如說是再次確認道。
“對，以其打一場沒有把握的敗仗，不若等一等”趙昺點點頭道。
“陛下一直稱戰機難尋，可這次收復兩淮已經是戰機突顯，下一次不知要等到何時了”趙孟錦有些著急道，“陛下，而當下各軍皆已是整訓完畢，士氣正旺，未必會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