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知道陛下的心意，但是此事是急不來的，且即便憑著刀槍威脅壓服，也難以讓人心服，旦有機會他們便卷土重來未可知。”應節嚴言道，“另陛下所行之事不僅牽涉甚廣，又涉及祖宗家法，豈是一朝一夕所能盡數改變的。”
“那先生以為當下最要緊的事情是什么事”趙昺想想也是，三百年的規矩早已刻入骨髓，在思想中根深蒂固，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又怎能輕易的屈服，他拱拱手向老頭兒請教道。
“臣以為當下以為最重要的事情是國是、編敕和科舉三事，其次是兵事”應節嚴略一沉吟道，“國是定，然后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事不難舉也；編敕修訂法典，天下人共遵之；科舉，可選天下人才為陛下所用。如這三事畢，則人心定，天下穩，陛下自可遠圖。”
“先生所言甚是，但是朕覺得要完成三事，少者要三年，多則五年才可初建成效。朕覺的時日太久，可否借用秦制，套用商鞅之法呢”趙昺琢磨了下，試著問道。
其實在收復江南之初，趙昺也是想與眾臣舉行公議，商討國是，定下遠期的戰略目標和近期的發展規劃。通過編敕來打破祖宗家法的桎梏，并借此進行政體改革，構建新的戰爭體制。至于科舉當然也在他的考慮范圍之內，以廣泛吸收人才，完成新老交替。此刻他覺得老頭兒之意是要實施法治，以此為據構建新的政治結構，而他覺得秦制是由法家主導的，且在戰爭動員和執行力上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因而借機提出自己的想法。
“陛下萬萬不可，秦制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非是立國之道。而商鞅之法看似可富國強兵，卻是亡國之法，亦是秦二世而亡之根源”應節嚴一聽就急了，連連擺手道，進而對其展開了說教。
趙昺起初不知道老頭兒為何會如此激動，但是細聽下來卻也不無道理，其意大概就是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全民皆兵在特殊時期是一件給力的事，因為戰爭動員能力強，戰爭效率高，國家體制都是面向戰爭的，一切財富、階層都是為戰爭服務的，這樣的國家在交戰中是無堅不摧的，它只能是贏家，因為它把全部都壓在戰爭上，輸不得，也輸不起。
按照趙昺的理解就是如果輸了，便像戰敗的日本一樣，會空降一個管理ceo來個拆卸，將軍國主義的零件拆完，按照“和平的意愿”重組一個正常的國家。如果贏了，那弊端同樣大了，因為戰時體制勢必要向和平體制轉化，而戰時被隱藏的矛盾，真正的階層之間利益的博弈，在戰爭結束的那一刻，就要爆發出來。
所以說秦國政體本質就是軍國主義國家，它就是為戰爭而生的，秦國之所以能迅速崛起為令六國聞風喪膽的力量，一看就秦軍黑色的衣服就以為是死神降臨。而原因很簡單，秦國是以對外擴張而謀生的，且秦國的每一個子民都是為戰爭而生的，階層劃分不是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也不是靠“拼爹”，完全是靠軍功斬首級的數量。
通過殺人的數量來獲得財富、土地，通過斬首來晉升，封爵，而且秦國大量的文化藝術作品包括民間藝術，都是在為軍人歌功頌德，整個社會已被洗腦。所以秦朝統一后很久，實際還處在戰爭狀態，它的靠軍事統一的，并沒有一個完整的政治制度，也沒有切實可行的“律法”，更沒有統一的文化，六國貴族勢力依然在，而且勢力還不小，這些舊貴族，尤其是楚國舊貴族迫切需要分享權力，秦朝當然不允。
秦朝的郡縣制實現了中央集權，這是中國最早的中央集權，它是不成熟的，因為當時沒有科舉制，不但是平民百姓，就是有一定實力的貴族都沒有進入權力核心的途徑，所以秦朝統治岌岌可危。而一個成熟的國家體制，勢必要考慮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平衡，特別是具有一定實力的那撥人，得讓他們中的一部分能站到權力核心，這樣才有助于國家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