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宋亡之后才批量出現的“包公戲”，實際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無關系，頂多只能反映元明清時期的一部分司法觀念與實踐而已。借助“包公戲”批判傳統司法模式是大而無當的，因為“包公戲”實際上遮蔽了發達的宋代司法文明。
不過在趙昺這個現代人看來，盡管宋朝依據分權的原則，從功能和機構兩個方面，建立了以司法系統自我監督糾錯的司法內部的監督機制，以及為防止弊端，或在發現審判錯誤后啟動的司法外部監督制約機制。但是，宋朝刑事審判監督機制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其正面作用亦不應被夸大。
首先，宋朝實行刑事審判監督機制的目的在于追求裁判結果的正確性，但在實踐過程中往往出現法外執法現象，在制度層面上為行政權干涉司法了機會，反而導致了司法的不穩定性。其次，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司法公正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法官既是司法系統成員，又是行政權力系統成員，行政管理權與司法管轄權相混淆，同時又相互滲透，使司法容易偏離法律，在法治中摻雜著人治的因素。因此，宋代刑事審判的監督制約機制雖然促進了司法的公正，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趙昺作為這種政法合一制度下的最高統治者，天然的具有了對司法的決斷權，也就是說擁有死刑的最好核準權。當然對死刑的核準權也有例外，在宋代初期，基于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規定州級審判機關對于死刑案件具有定判權，不必報請中央核準。中央刑部只在死刑執行完畢以后進行事后復查。
但自北宋中期以來，死刑案件必須由提刑司詳復后才能施行，州級機關不再享有終審權，并逐漸形成為一種制度。該做法一直沿用到南宋。除非遇有緊急情況，才暫時賦予知州以死刑終審權，免予提刑司復核及報請皇帝的終核。
趙昺在反攻江南時，為了能迅速穩定局勢，也曾將這種權力下放到府州，對那犯有叛國罪及惡行案件的罪犯可以不需報請便執行死刑。但是在局勢穩定，各級政權和機構健全后，便及時回收了死刑最終核準權，可同時也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工作量，也讓他的心情不大好，畢竟能送到他案前的都是窮兇極惡之徒犯下的罪行，對他純潔的心理還是很有影響的
太后回宮后，每日清晨請安便又恢復了，再者今天逢五還要參加朝會，趙昺即便想睡懶覺也不可能。他昨晚直到子時才睡，起身后不免精神有些萎靡，簡單洗漱后就會同了一班后妃前往太后寢宮請安，大家都知道陛下近日由于元妙大師的離開心情不好，也不敢多言，讓氣氛有些沉悶。
“官家”
“皇后，有事嗎”趙昺正想著今日朝會應議之事，突然被并肩而行的皇后打斷，扭臉皺皺眉問道，語氣不免有些生硬。
“官家，還要注意身體，早些休息，勿要熬壞了身子”吳曦卻敏銳的捕捉到了其中的不悅，將要說的話咽了回去，轉而關心地道。
“哦，這兩日事情多些，朕會注意的”趙昺卻沒有多想，擺手言道，示意自己沒事兒。
“官家”在后的陳淑上前一步跟上來言道。
“朕沒事兒，忙過這幾日就好了”趙昺以為其也是不疼不癢的送上關懷，有些不耐煩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