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在寫勸諫類文書時，常引用古訓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在道統的框架之內，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長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開篇必須要引用圣人之言，否則便無法成文。
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喜歡引用古人經書中的語言來說明當下的問題，論證自己的觀點，這無疑更具有說服力，你的能力和學問總不能超越先賢，讓你無法駁斥。而作者也正是通過引經據典，援古以證今，是思不出位的構思方法，而使文章的論證無懈可擊，雖有綁架之嫌，卻也達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場形成了固有的文風，公文大量引用經書，幾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經書如論語孟子周易尚書春秋禮記詩經等都被反復引用。完全拋棄了漢代用經簡潔利落的特征，喜歡引用較長的文字，喜歡大量鋪陳，在說明同一論點時經常反復援引經文，同時對引用的文字大加闡釋、隨意演繹。
還有一些作者為了翻陳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經傳語句，這就對閱讀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礙。總體來看，宋代公文的用經給人以繁瑣之感，同時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難度。這種用經方式弊端顯著，不僅有害文意，還妨礙公文的傳播。
在趙昺看來，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公文作為實用文體，只有寫得淺切直白、干凈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但是反觀宋代公文，其無節制用經的寫作方式，使得公文喪失了固有的價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發揮。
而從現實的角度來說，趙昺最直觀的感覺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個理工男，寫作水平本就不高，對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這些奏疏在他看來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測，所以驟然接觸這么高深的東西，為了防止出現誤讀，起初都是在幾位老師的輔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廢話連篇。
如趙昺這么大的知識分子都不知所云，他手下的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家伙們看得更是云里霧里的。而此時諸將也分赴各方，即便在京中的，他因為住進行宮，像過去那樣在一起說話也幾無可能，只能遵照制度上疏言事。
但奏章是國家正式公文，在程式、運轉關系以及繕寫的字體等方面，也都有繁瑣的規定，違者就會受到處分。他們那寫作水平根本過不了中書省的審核，從而直接就被駁回，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話也不便在公文中陳述。
如此情況下，趙昺不便，眾人也抱怨，他意識到這樣下去會誤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簡單明了，行文少用艱澀難懂的用詞，但積習難改，短時間內難以見效。另外奏表的呈遞流程也十分繁瑣，嚴重影響了行政效率。他只能另辟蹊徑，讓親信諸將可以將不能明言的話另行呈文直接送到宮中的御前辦，而不必經過中書省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