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此書的作者主管皇家工匠的將作監李誡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這部書的編纂者叫“李誡”還是“李誠”，尚有爭議。而歷史上那些達官顯貴、英勇武將、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漢，史書記載是何等詳細。
另外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但記載工藝如齊民要術天工開物這樣的著作比例很小，像李誡這樣愿意去調查、總結工匠勞作經驗寫一部書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寫開工天物一書的宋應星之所以能這樣做，也是因為他科舉的屢次失利，從此遂絕科舉之念。這才有時間和精力寫這類大官們不屑的“閑書”。即便如此，其也只是一個旁觀者、總結者，不是進行實際操作的大工匠。
再有政治制度決定著工匠階層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樣也決定著商業文化的發達程度。可以鎖制造業和商貿業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制造業的利潤，必須通過商業才能實現，而中國古代對商業進行打壓，朝貢制度使得朝廷壟斷對外貿易。導致非自由競爭的商業環境加大了工匠在貿易中的弱勢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趙昺記的前世的書中說大宋的工匠會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過了政府官員。但是他來到這個世界，真實的感受卻是多數工匠的生存狀況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監和都作院這些國營企業，工匠們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狹窄的作坊中工作，領著勉強糊口的薪俸，與包身工無異。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沒有尊嚴的工匠們去進行技術革新，促進中國制造業發展呢
與之對比的是歐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藝能夠得以發展，也是因為工匠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中國大不相同，歐洲和日本經歷了真正的“封建”社會。西歐的封建主在轄區內高度自治，日本諸島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襲，西歐的“世官”制延續到資產階級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則延續到“明治維新”。
工匠與農民、商業處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學手藝，有些工匠家族則是數百年不衰，工藝一代超越一代。且由于沒有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封建主和諸侯彼此競爭，工匠階層和商人階層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優秀的工匠可以脫穎而出，憑手藝過上好日子，并受到全社會的尊重。
組織化和職業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組織化和職業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傳承中創新，這種傳承和創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歐洲手工業行會之所以成為推動經濟、社會和城市化的動力，正是由于其極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種工匠技術的有序傳承、不斷改進和廣泛傳播。
各作坊和工場可以聯合起來形成行業協會，維護本階層的利益。與中國工匠單打獨斗，甚至祖傳手藝不傳外人相比，歐洲的工匠較早地出現了組織化和職業化，鼓勵工匠進行技術革新，不斷改進工藝。反觀中國，技藝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都是唯唯諾諾的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