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外，甚至還想盡一切辦法，以避免帝王猜忌之禍，可這些高官有時仍不可能完全躲過帝王的猜忌之禍。但是這也并非誰都能用的。這時有才華的高官們的專利，中下層的官員，如用這種法術，極易身首異處的。重臣有此想法，趙昺也很無奈，因為事情雖非他所愿，卻也不是他所能改變的，而是體制問題。
大家都知道皇帝制度的本質就是獨裁。而獨裁政治，總是不斷地弱化著帝王與其官員們之間的信任度，獨裁也就決定了獨裁者和其下屬官員以及親屬之間，只能擁有有限的信任，而充滿無限的猜忌。因此帝王和其高級官員包括帝王家庭成員、皇親國戚之間，大多數的時候，都相處于猜忌和被猜忌之中，彼此也就很難建立起持久的或起碼的信任關系。
在帝王與臣子這一對關系體中，帝王一般總是處于主動地位，而臣子多處于被動地位。皇帝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顯的政治隊伍，且不和皇帝一心。而大臣有兩個生命，一個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個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面臨著完結，人身安全也很難得到保障。
所以，名將權臣，才華卓絕，或手握重兵，或解職后仍有潛在實力的；其次是名臣，才高識遠，清正廉潔，深得社會各階層的支持；再就是皇族，根正苗紅有做君王的血緣資格。成為三者其一，就要做好準備，以應對由于帝王猜忌而帶來的種種不利后果。自汗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應對措施。
避禍手段有多種，為什么高級官員較多使用自汗來躲禍呢趙昺以為這是因為自汗性價比最高。像隱退，不合人們為官入世心理，只有極少數人可做到；請求外地做官，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權臣允許方可出京；舍親，就是殺掉親人中的一人或數人，一般人難做到；愚子，不讓子女多讀書做官，這不合人情；武裝反抗，代價太高。
比較之下，自汗優點最大，一方面，既可以繼續做官；另一方面，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禍。因此，因此不少國家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聰明一點的都要學習保身之道中的自汗術，要表現出一副“胸無大志”的形象。而至于如何做，那就看各人的手段了，趙昺卻以為活下來的，哪個拎出來都能在國際上拿個大獎。而拿不到獎的，那下場就是家破人亡。
漢朝的蕭何被劉邦稱為漢朝最大的開國功臣，可是這樣的人也遭到了劉邦的懷疑，劉邦親征在外，怕蕭何在國內出亂子，蕭何只能派自己的家人跟著劉邦親征，這樣劉邦才放心不光是這樣，蕭何還侵占別人家土地當自己的良田，劉邦很高興，因為這樣就顯得蕭何沒什么太大的志向了。
隋朝還有一個大臣叫梁睿，因為他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甚高，隋文帝楊堅暗中忌之。他本人精明至極，早料到這一點，于是就辭官謝病在家，不與世人交往，還“大受金賄以自穢”。這時，有人就把他告到中央，楊堅見他如此貪財，能干什么大事去了心病，高興還來不及，哪里還去管他受不受賄。
宋時，太祖趙匡胤竟然把自汗化為國策，以“杯酒釋兵權”方式，鼓勵他的高級軍官放下權位，在短暫的人生中，快意聲色，使君臣之間無所猜疑。有了皇帝的鼓勵，石守信等高級軍官們也就大膽地掠奪財富，聲色犬馬，從此君臣相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