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者是家屬隨隊行軍作戰。但想通過家屬隨軍來解決士卒思鄉問題，只能算是權宜之計，畢竟軍隊流動性很強，不允許他們過和平民一樣的居家生活。大宋南渡時一些軍隊也實行家屬隨軍的政策，不過因為當時戰爭頻度極高，部隊流動性非常強，經常外出征戰，家屬便統一安置在根據地，等軍隊征戰結束便回去團聚。
岳家軍便采取了這一模式，岳飛將大本營放在鄂州，家屬也大多數住在此處。由于家屬與當地居民雜處日久，還發生了一些緋聞。一次岳家軍北上作戰返回鄂州，一名軍校叫賀舍人的，前來首告其妻和某寺和尚通奸。岳飛大怒，當即審訊和尚，準備嚴治其罪。
結果該僧攀咬其他和尚說，寺中凡有名號的和尚，都勾搭了一個軍士妻子為姘頭。岳飛一怒之下曾想徹查其事，后來經過幕僚薛弼的勸解，只處理了當事人，沒有將事態擴大化。但此事在軍中流傳甚廣，以致百多年后，張霸從軍時還聽說過此事。
當然還有一些沒有根據地的軍隊，以起義軍為主要類型的，則多是攜帶家屬全時隨軍。部隊走到哪，家屬跟到哪，作戰時亦不例外。這種模式的好處是永不分離，缺點是負擔太重，危險性太高。甚至有敵軍利用這種模式，作戰時襲擊宋軍家眷，導致戰敗的事情時有發生，家眷拖累作戰的缺點也暴露無遺。
此外，如果不具備家眷隨軍的條件時，軍隊中為穩定軍心，便會以開設伎營的方式來緩解兵卒的思鄉之苦。但此種方法也導致軍中違反軍紀的事件頻發，劫掠民間婦女、私蓄妻妾、在營中藏匿等等。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至于張霸當兵的時候，朝廷日衰，邊鎮軍將權勢日盛，違反軍紀的事情朝廷已經顧不上管了，導致軍中糜爛，攜帶家眷，私蓄妻妾的事情已是平常，而各軍出征擄掠民間婦女更是常事。
到小皇帝組建新軍后，加強了管束才逐漸好轉。而瓊州地方狹小，小皇帝主動尋找兵將失落在江南的家屬，接到瓊州團聚，倒也沒有出現因為思鄉而產生兵變的事情。回到江南后，再次整改軍制，雖然不準士兵和低級軍官攜帶家屬隨軍，但是規定了服役七年就可退伍還鄉的政策，還規定服役期滿三年，便可由朝廷給付路費回鄉探親，以可以預見的期限來保證軍心不亂。
此次出征已近一年，許多兵將無法按期歸鄉探親，且要知道當年蒙古破襄陽用了七年之久，所以采用久圍之策導致戰事結束無期，引發士兵不滿也非不可能。而張霸之所以相信，因為他知道在唐時的桂林兵變也是因為相似的情況而引發的。
唐懿宗咸通九年，朝廷在徐州召募了三千人征伐南詔，其中八百人留在桂林戍守。朝廷原有舊例，士卒在外戍守以三年為期，期滿便可還鄉。該部士兵已在桂林戍守六年，但因為戰事吃緊，朝廷“軍努匱乏，難以發兵”，要求這些士卒再留守一年。忍無可忍的徐州兵便起而造反，殺其隊將，推糧科判官龐勛為首，劫斥府庫而去，這就是著名的“桂林兵變”。
而此事不僅是一場兵變那么簡單，新唐書南蠻傳有曰“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龐部士卒不像黃巢那樣活不下去興兵造反，兵變的初心只是要回家與親人團聚，可官員驕橫處置不當，以致因小失大，竟而成為唐亡的誘因。
可見思鄉之情雖屬精神領域，但真正發作起來，比任何力量都要厲害。張霸自然不敢再輕忽，他深知這不是控制各部主將就能解決問題的，士兵們鬧將起來，他與帳中的諸將皆是玉石俱焚的下場。而兵變一起，要是殃及行營，禍及陛下，他張霸就是千古罪人，死上百回也難以贖過
“迎圣駕，破襄陽”
“迎圣駕，破襄陽”
“請都帥率眾迎奉圣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