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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昺前世只是一個理科生，本業是造船的，在軍事上也只是一個愛好者，完全不具備成為一個軍事家的素質。但他有個別人沒有的優勢，那就是可以借鑒前人的經驗，可以靠抄襲成為一個偽軍事家。當然這個偽軍事家也不是好當的，他也必須審時度勢，創造條件來實現偷來的構想。
而趙昺之所以對文天祥收復重慶感到異常的興奮，是因為如此就可以實現藩籬三層的設想，最大程度上保證江南的安全。但是這個設想也并非是他的原創，而是來自本朝的名將孟珙，他只是對其的構想進行了調整，并努力踐行而已。
在淳佑元年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進封漢東郡侯爵，兼任京湖安撫制置使，統領長江上游、中游的防務，正式成為南宋兩個戰區的主帥。縱宋朝300余年，沒有任何一個武將能達到他的職權。盡管如此，孟珙依然盡心盡責地為國家出力。
宋蒙戰爭的局面基本穩定下來后，孟珙開始著手大本營京湖戰區的建設及建立整體性的防御體系。其引用三國名將陸抗的話“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并力備御，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
孟珙指出，長江從上游的秭歸到中游的北鄂州防線漫長，既有渡口，又有關隘，處處防守的話令人堪憂，因此必須傾全國之力守住荊襄一帶。中游重鎮江陵城，四周都是良田，孟珙發現這個情況后認為這樣的平原沒有阻攔，敵人騎兵能夠很快到達城下。因此他親手繪制工程圖，組織軍民在江陵附近以沮、漳、漢三條河流為依托，建起堡壘和隘口。后來襄樊的失守直接導致南宋滅亡，證明了京湖對于南方政權的重要性。
其次是屯田。孟珙認為兵以衛民為天職，民以養兵為義務，兵與民相依為命，“立砦柵”與“安耕種”相輔相成。從秭歸到漢口，孟珙大興屯田，調夫筑堰、募農給種，共有十八萬八千頃。屯田使得軍隊的后勤供應得到了充分保障，朝廷也降詔獎諭。
而孟珙貢獻最大的是藩籬三層理論。他奏請朝廷，準備設立三層防線，第一層設在川東的涪州、萬州，第二層設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層則設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廣西的桂州一帶，稱為“藩籬三層”。理宗對此也深表贊同。
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理宗還特地撤銷了四川宣撫司，將孟珙的四川宣撫使改為夔州路制置大使兼屯田使。而按照宋制，宣撫使要高于制置使，不過這樣四川制置司就只管利州、潼川府、成都府三路，四川成了三川，而剩下的一川被納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如此卻可以更加便利他的工作展開。
不論是當時，而是后世，“藩籬三層”的戰略構想皆評價很高。以為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尤其是當時不被重視的第三道防線。孟珙已經指出蒙古軍從云南、廣西迂回進攻湖南的可能性。但是他反對朝廷隨意向廣西邊境派兵的做法，認為那里遍布少數民族部落，只需要擇數地，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即可，就算蒙古人入侵。
孟珙的設想強調，是擔心如果在戰爭爆發時得不到當地土著的支持，必然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而一味增兵，不但空費糧餉，甚至可能會激化同當地人的矛盾。而其的擔心也在他去世六年后，忽必烈、兀良合臺等人過吐蕃、滅大理、入湖南，得到了應驗。但他反對在廣西屯駐重兵和放棄大理的做法及少數民族政策也讓人詬病，認為其的失策導致南宋長江防線的崩潰。
但是趙昺明白中國人自古至今皆活在一個“以成敗論英雄”的環境里，既有李白詩云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也有民間俗語說成者為王敗者寇。所以中華數千年的歷史中，數以千萬計的英雄人物無一不在“成敗論”中接受后人的評說和議論。
不過趙昺認為只是以失敗來論英雄，歷史很可能就會成為一筆糊涂賬，成功者必然有其值得世人欽佩之處，而失敗者也未必事事皆遭受后人指責，決定成與敗結果的因素有很多，個人的主觀努力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天時、地利、人和等客觀因素，在歷史上卻往往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這就如詹何所言那般見義勇為真漢子，莫以成敗論英雄。而事實上，就算是英雄如秦始皇者，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他既有卓越之處，更有凡人之弱點，而所謂的成敗，也不過是一時、一事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