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復荊襄之后，圣旨傳來調謝枋得回京任職。這些士紳們以為現在朝政皆由江浙人把持，小皇帝被他們蠱惑才會打壓湖廣士子，取消了士紳們減免稅賦的特權。而此次謝枋得在北伐之中甚是得力，回京之后必然會受到重用，那么湖廣人將更無出頭之日。
新仇舊恨之下，這些士紳們便計劃將謝枋得除掉，免除后患。于是眾士紳便推舉齊賢為首，眾人皆出錢出力，并私下里重金收買江湖亡命之徒，準備實施刺殺。最初，他們事先打探清楚，謝枋得在鄂州支應軍前，必然會從此離任，乘船回京。
于是商議在鄂州動手，這樣既能除掉謝枋得，又能夠震懾繼任者。但是沒想到謝枋得陰錯陽差之下上了御舟，與大軍通行，讓他們無法下手。于是跟隨船隊順江而下尋找機會，而此時他們獲知王應麟也在船上，而其也是江浙人，便計劃將其一同除掉。
而他們也明白襲擊御舟那是什么罪過，所以一路追蹤尋找機會，他們發現船隊即便停泊補給，也沒有發現謝枋得和王應麟落單的時候。眼看船隊要駛入江東地界，他們便孤注一擲的實施了行動，而這時小皇帝也成了他們的目標，認為只要殺了皇帝便沒有人支持江浙士人，那么他們便得以翻身。
于是一幫紙上談兵的士紳和一群要錢不要命之徒，便趁江上大霧，船行緩慢的時機，策劃了這場伏擊，而結果就如雞蛋碰石頭，一場謀劃許久的行動就如一顆小石子扔進江中，連個水花都沒有濺起來
訊問出結果后，王應麟和謝枋得不敢怠慢，次日清晨便上御舟奏報，并呈上口供。趙昺看后不僅啞然，覺得十分好笑，這幫士紳也真敢想，也真敢做，可終逃不過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語。但此事性質十分嚴重，即便自己是個搭頭，刺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是重罪。
趙昺即刻下旨，令湖廣安撫使司會同靜江府即刻緝拿首犯齊賢及參與者，就地嚴加訊問，察明情況速報行營。而后對王、謝二人有加以安撫，讓他們先行去休息，勿要多想。
送走二人，趙昺又看了一遍口供，覺得此事并非那么簡單。要說地域歧視古已有之，，宋代地域分隔很清楚，人群流動也小，主要是以仕人為主，這種以文人為代表的小規模地域流動，一經在朝廷中匯集，那必然有地域歧視的產生，南人北人，京師人局外人，各自博弈。
地域歧視說到底來源于經濟、政治地位，北方發展得好，就有底氣去歧視南方了。據傳，宋太祖曾立碑“后世子孫無用南士為相、內主用兵，用南人為相、殺諫官，非吾子孫。”成書于宋徽宗朝的道山清話也記載有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南人補的坐吾此唐。
“不用南人為相”這一方針政策倒是在宋初兩朝很好的貫徹落實了，但是在真宗時，發生了改變，宋真宗曾想任命江西臨江軍人王欽若為相，遭到時相大名府莘縣人王旦的反對，王旦搬出宋太祖遺言“用南人為相、殺諫官，非吾子孫。”來震懾真宗，可實用主義的真宗哪里是遺言約束得住的，在王旦死后，王欽若登上相位。
從此，南方人也可以身居高堂了，但是仍然沒有完全摒棄北方官僚對南方士人的偏見。就連歷史上知名的文學家晏殊也深受地域歧視，寇準在為執政大臣期間就旗幟鮮明地提出過“尤惡南人輕巧”，就是說啊，南方人喜歡偷奸耍滑，哪里比得上北方人耿直的意思。
江西撫州人晏殊被以神童召入朝廷，賜予同進士出身，這時候身居宰相之位的寇準又覺得很不開心，他委婉地說“殊，江外人。”意思就是覺得晏殊是南方人，是不配這種高規格的拔擢的。晏殊還算好的，因為是江西人，江西在古代不算一個太有存在感的行政區劃，中央、坊間對其蜚語也只是零零散散，不成太大的氣候。
到了下一任皇帝宋仁宗，他提出“公聽并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的政策，朝廷才對南方士人的好感度提高了一丟丟。政治家范仲淹為蘇州人，文學家歐陽修為廬陵人，哲學家周敦頤為道州人，他們皆登上了政治舞臺，成三君子皆萃于東南的局面，可見北宋時南方也是出人才的